回忆起30余年前在“红楼”的工作，今年81岁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成员李学勤说：“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才有了这样一个老中青集体整理研究的小组。”
　　1974年，已从干校调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李先生，正参与修订《中国史稿》。但在“文革”的特殊压力之下，他的工作被停止，整天在历史研究所里“搞运动”，白天学习，晚上读报，无法参加当年3月即成立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我就把帛书的照片拿到家里去研究拼复，整理的是《伊尹·九主》。”李先生说，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但都不能用本名，比如写《九主》时用的就是“凌襄”的笔名。
　　1975年1月的一天晚上，军宣队的一个战士向正在读报的李先生招招手，喊他过去。“他对我说：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再参加运动了。明天你去领个介绍信，就可以去红楼报到了。”
　　1月的北京最冷，第二天一早，李先生拿了介绍信冒着风雪，骑车疾行在去红楼报到的路上。“一点没敢耽搁，就怕他们变主意。天寒地冻的，我觉得自己是‘抱头鼠窜’地去了红楼。”李先生说，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前，他都没敢回过历史研究所，连工资都是托人代领的。
　　“当时‘红楼’的氛围非常融洽，周围都在‘搞文革’，我们能回到科研岗位很幸运。”李先生说，对大多数从干校或“运动”中解放出来的学者来说，能回到研究岗位是梦寐以求的事。他记得，当年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是帛书整理小组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很多专家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原本，有些人在办公室搭了床，整天泡在帛书研究里。后来考虑到工作环境不合适，有些专家就搬到了红楼的地下室居住，那儿在日本占领时期曾作为刑讯室，墙上好些地方还有血迹，阴暗、潮湿。还有些专家整理累了，就在办公室拿两三把椅子搭成床睡。
　　李先生最难忘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那天。28日大地震突然降临，地动山摇。待地震程度减缓，李先生急忙骑着自行车前往红楼，但那时被定性为危楼的红楼已经拉起警戒线。他冒险进楼查看当时在整理的马王堆帛书、定县竹简等正在进行的考古研究项目情况，几分钟后就被限令出楼。
　　大地震后北京强降雨，见雨势稍小，李先生再次前往红楼。他发现地震给帛书整理小组带来的冲击不小，各间办公室里文稿、照片、材料散落在各处。印象最深的是马王堆帛书《辟谷食气》有一块已经损碎的小片，拼复时只能靠故宫博物院揭裱时留有的唯一一张照片。“这张小小的照片地震时飘落在一个楼梯上，幸有吴铁梅先生看到，捡回收藏起来。后来有关整理报告的图版上，用的就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李先生说。
　　受唐山大地震影响，为保证红楼里研究人员的安全，他们的办公室搬迁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城隍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