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科技大学陶敏教授以精于唐代文献考据而享誉海内外。尽管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学业耽误了二十多年，但他恢复工作以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向学界推出《全唐诗人名考证》、《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等十多种学术精品，赢得学界的普遍赞誉。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时，身体尚好，希望能为唐代文学文献建设再尽一份力，因此在2002年5月向全国高校古委会申请了《全唐五代笔记》项目，并于这年年底获得批准，他随即组织力量开展集体攻关。研究队伍以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师及研究生为主，联合湘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仁，并邀请傅璇琮先生为顾问。为了避免收书辑文的遗漏，首先从事唐五代笔记流传存佚情况的摸底，以子史集部文献为主，兼顾佛典道藏、敦煌遗书、海外汉籍、石刻文献。此项工作到2002年底完成，然后制定编纂细则、编纂凡例，确定收书对象、辑录范围，落实各书分工，开展文献编纂。由于充分利用了《四库全书》、《国学宝典》等电子版读物，工作进度加快。至2003年12月，完成了约50种重要笔记的整理。2004年12月，完成其余部分的编纂，拿出了全部初稿。2005年元月，全面开展审稿及收尾工作。同年7月，向出版社提交全套稿件。

　　这套书是新时期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典范之作，其质量之高、印制之精，在近30 年来的古籍重编著作中是少见的。全书363.8 万字，精装4 大册，繁体竖排，红色封面，16 开本，收唐五代笔记138 种，包括各种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搜奇志异类笔记。第一册为初盛唐，第二册为盛中唐，第三、四册为晚唐五代笔记。每种笔记单独分页，各条之间隔开一行，正文小四号宋体，校记五号仿宋体，行距疏松，字大悦目，从内容到形式都高规格。三秦出版社对它的出版高度重视，将其作为精品打造，为此耗时8 年，几经周折。尽管出版时间一再延迟，主编陶敏先生没能看到出书就已驾鹤西去，留下遗憾，但此书精益求精的出版也差可告慰先生于地下。

　　这套书的高质量，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体例科学，并且始终如一地得到严格遵行，这就从宏观层面保证了研究的高质量。全书编次均以书名立目，首按成书年代，次按作者生活年代为序。作者生平无考者或姓名不可知者，则据书中叙事年代下限编次。全然无考者殿于书末。所收笔记凡原书传世者，编次一仍其旧，附编外佚文于后。原书虽存但经窜乱者、原书已佚经前人辑复者，则或保存原书辑本编次，或予重辑。原书已佚尚存佚文且无辑本者一律重辑，无佚文传世者概不收入。校记与正文分列。校勘重在存真，不备录异文。凡正文有严重脱讹衍倒者，异文意义有实质性差异（如人名、地名、官称、年号等讹误）者，均出校记。凡所载事实与其他文献严重相违者，均予辨证。各集的卷首先列作者小传，记作者生卒年、字号、籍贯、行第、仕履、封爵、赠谥、著述等，叙述信实简要，不作评论。如史料记载有歧说者，即予考辨，是非难明者并存异说，不妄加判断。小传所据文献列于传末。内容提要扼要叙述版本源流及整理所据版本，并对作者归属、真伪、作年等作必要考辨，力求谨慎稳妥，不作无根之谈，避免主观臆断。各集所据底本原有标题者，一仍其旧。无标题者不另加标题，前人所拟标题有误者，于校记中略加考辨。附录收入之伪书一律不作校勘。卷首有《目录》，卷末附征引书目以便读者。

　　二是底本选择得当。选用底本尽量找到年代最早、错字最少、存文最多之本；对校本和参校本注意选取不同系统版本中有代表性的版本，精心校勘。例如唐临《冥报记》，今存日本古钞本多种，前田本存文57则，数量最多，故以此为底本，校以他本。王定保《唐摭言》，选用校勘最精、存文最多的“雅雨堂丛书”本作底本。张洎《贾氏谈录》，通行的是《四库全书》本及“守山阁丛书”本，陶敏先生2005年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查书，发现一个旧钞本，为沈曾植海日楼旧藏，比通行本多出许多内容，是今存《贾氏谈录》存文最多、错误最少之本，因此就以它为底本。像这样经过反复调查、慎重选择底本和校本，整理质量得以保证。

　　三是文献收录完备，佚文少有遗漏。主编者发现唐五代笔记尽管大部亡佚，但存量仍较多，通计五代，百四十部有奇。传世者仅40 种左右，已佚者旧籍中仍有遗文可辑。截至目前，已出各种笔记丛书没有一部囊括诸书的总集，这就为本书的整理工作留下了较大空间。因此编者在这方面用力最多，收获也最大。全书新辑70 多种，补辑60 多种。就以《朝野佥载》而论，中华书局赵守俨辑本以明末书商陈继儒所刻“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然而此本编纂草率，全部文字都从《太平广记》辑出。《太平广记》共引《佥载》416条，陈本仅辑370条，不仅大量遗漏文字，而且乱改底本，实不可据。赵辑本新辑94 条，然未区别真伪，而是汇为一处。整理者鉴于陈本质量过差，不足为据，于是据唐宋诸书重辑。前六卷编录《广记》佚文，考虑到陈本虽然粗糙但是流行已久，故辑录顺序仍以之为序。第七卷“补遗”编录陈本未收之文，共得150 条，较赵辑本多56条。又如《隋唐嘉话》，中华书局版卷末“补遗”仅得佚文16 条，本书辑录27 条。搜辑之勤，由此可见。

　　四是重视文字校勘，除对校法外，还特别强调多用他校、本校、理校法去发现和解决前人没能解决的问题。已出各种笔记多用对校法，他校法虽有使用但取校范围不广，材料多有遗漏，指正问题不多，存在大量当校未校、当改未改的现象。不少整理者未能博采群书，稽考史实，很多隐藏较深的问题都未能发现，不利于整理质量的提高。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因话录》为例，该书卷一69页“政和公主”为“和政公主”之倒，“讳芳”为“讳并”之误，74页“牛業”为“牛叢”之误，卷二第76页“郑真公”为“郑贞公”之误，90页“孔尚书温”为“孔尚书温业”之夺。这里还仅仅是就人名讹误来举例，尚未旁及其他疏误。其余诸书情况略同。此次校勘，针对上述不足做了很大改进，整理质量有较大提高。以《封氏闻见记》为例，该书由于内容重要，多经大师巨子校勘。近百年来，先后校过的有莫友芝、朱邦衡、陆心源、缪荃孙、王国维、赵贞信等，照理应当没有多少问题可正。但是陶敏先生经过考证，还是新发现和改正了书中的数十条错误，并撰为专文《〈封氏闻见记〉标点校勘拾遗》，载于《书品》2005年第3辑。由于揭出问题较多，中华书局2005年在新版《封氏闻见记校注》时，还收入此文以备参稽。再如《大唐新语》，中华书局点校本每卷仅有校勘记十余条，《全唐五代笔记》本则每卷多达百余条，是中华本的数倍。新增的这些校记，每一条都意味着新改正了底本文字的某个问题。全书整理质量之高，仅此一端即可想见。

　　五是重视文献辨伪、辨误、辨重。对于书中所收的各书、各条文字均作严格考察，真书辑入正文，全书为伪者，如柳宗元《龙城录》、柳公权《小说旧闻记》之类，则作为全书附录。他书所载经考察确非或疑非本书佚文者，置于“备考”，注明出处，加写按语，说明其为伪或疑伪的理由，但不作校勘。对于笔记中文字相同的条目，逐一注明互见情况，载明亦见于某书某条。由于每条笔记都有编号，读者按图索骥容易找到原文，省去翻检之劳。互见条文归属可定者，予以辨证；不能确定者，存阙存疑。按语置于校语之前，文字力求精简。误收的条目录存文字，并加按语，说明误收情况，但是不作校勘。

　　六是注意考辨事实真伪，不仅校文，而且考实。传统分类中，笔记与小说同属小说家类。20 世纪初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另立札记小说之名，以指笔记体小说。至1920 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出版，笔记小说之名渐为社会所接受，然易造成混乱：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目录学分类，内容虚虚实实，兼带史体叙事性质，所记之事既不可尽信也不可尽弃，而今人小说则是一个文艺学、文体学概念。照今人理解，笔记既属小说范畴，就带虚构性质，与以真实性为生命的历史叙事之书有别，理当区别对待。但在实际中却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人们还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均当作记史存实文献看待，不加鉴别地引用，而对那些大量存在于笔记中的真实史料却认为是小说家言，不屑一顾，妨碍了笔记史料的充分利用。此次整理，对于重在虚构、意在传奇的志怪小说，不作真实性的考察；重在纪实、意在传信的笔记则考察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根据文献性质做不同的处理。

　　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力推动唐五代小说的研究。

　　（《全唐五代笔记》（全4册），三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