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了《中华大典》中《教育典》、《历史典》、《工业典》三个典的编辑出版工作。2012 年底，《教育典》率先全部出齐。

　　《中华大典·教育典》选录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有关教育的汉文古籍文献资料，运用现代分类方法加以编纂。《教育典》下设《教育思想分典》与《教育制度分典》两个分典，十五个总部，共13册2400万字。

　　自1992年启动，至2012年出版，《教育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历经整整20年。

　　《中华大典·教育典》属于《中华大典》试点之一，启动较早。1992年4月，《中华大典》工委会和编委会领导在上海召开《教育典》的论证会，邀请十多位专家对编纂方案和样稿进行审议。在明确了编纂方针、规模和体例之后，组成《教育典》编委会。参编者反复讨论，制定了《教育典》两个分典的编纂细目。1994年秋，经领导审核批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教育典》之《教育思想分典》的编纂，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相关人员负责；教育学系负责《教育制度分典》，由教育学系、体育与健康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相关人员参与。整个编纂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普查和搜集教育历史文献资料，第二阶段是十五个总部进行专题性教育历史文献资料的编纂。

　　搜集教育类的历史文献资料，是编纂工作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处在政“教”合一的状态，教育作为政治的工具而被利用，教育始终没有独立，所以很少有专篇和专著的文献材料；中国古代教育与社会多方面存在普遍的联系，它从社会政治需要出发，以哲学和心理学为教育理论基础，以时代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成果为教育内容，可以说凡是人们学习和传承的所有古籍都与教育有关。以往没有大规模集中整理有关教育的文献材料，所以古代教育的资料极度分散，这种客观的实际条件，迫使从事《教育典》编纂的人员，从多方面的古籍中去发掘采集，有许多是过去从未在教育史研究中利用过的。这些资料的出现，为《教育典》具有充实而丰富的新内容创造了条件。

　　面对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资料，个人很难在有限时间内查阅并网罗，因此编纂人员发扬协作精神，把我国历史划分九个时段，由一人或两人负责一个时段文献资料的搜集、查阅、选录、整理、分类、排序，然后提供给分典各总部主编进行第二阶段专题性的编纂工作。第二阶段工作结束之后，书稿又经分典主编、典主编审阅，最后完成交出版社。

　　《教育思想分典》之《教育作用总部》与《教育目的总部》于2008 年11月通过专家评审。其后，编纂方参考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书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审阅与修订，出版社对全部校样又进行了审校。这次修订与校审，对有关材料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与调整，以使内容扣紧主题，对所选材料中与教育无关者加以删节，对极少数同名异书的引书出处标目加标作者名，对文献材料的排列顺序重新进行审核与调整，对全文进行复看，针对专家提出的文字、标点与体例等问题举一反三，特别是将《太平经》、《人物志》、《抱朴子》、《长短经》等材料作为重点审阅对象，对序、凡例、前言、提要等必备的部件也进行了改写或增补。其后，《道德教育总部》于2010 年10月，《课程总部》、《教学总部》与《教师总部》于2011年1月先后提交大典工委会、编委会予以评审。至2012年6月，《教育思想分典》出版。同年12月，《教育制度分典》也全部出版。至此，《教育典》编纂出版工作历时20年，终告完成。

　　《教育典》收录了以儒家为主并兼顾道教、佛教的教育文献。多元化内容的资料，体现出中国历代教育的一些重要特征：如治国以教为先、教以德育为重、提倡因材施教、保持尊师传统、政策制约学校发展、官学教育形成系统、私学教育自由设置、人才培养结合选拔等等，经过历代传承而不断充实新的内容。这些历史总结，成为中国古代优良的教育传统。古代几千年所积累的教育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建设新教育学科的重要资源。《教育典》进行教育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以供教育史乃至邻近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上的便利，并进一步总结、借鉴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2年项目启动之际就已参与《教育典》的工作。以下是我们在《教育典》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做法。

　　一是健全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大典》的编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将《大典》列入重大项目，充分发挥其在大型超大型集成性古代文献资料与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专业优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确保进度、质量与资金安全，出版社认真制定了《教育典》的《项目进度管理办法》、《项目质量管理办法》、《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财务管理细则》以及《关于保证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大典〉安全运行的廉政制度》等各项制度，并切实履行。并将上述制度与有关《大典》的其他各类文件、各项编纂与审稿的要求、各种体例与样稿、总体框架、出版流程等汇编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大典〉工作手册》。《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大工程，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员，然而成于众手者质量、进度等往往堪忧，为避免出现问题，出版社尽量用成文的制度化的规范来加强管理，确保工作步调一致。

　　二是积极介入。《大典》编纂工作本身难度较大，能承担编纂工作者往往同时有多个国家项目在身上，而时间充沛者一般又很难胜任编纂工作，于是编纂方的进度与质量成为《大典》工作最为头痛的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积极介入的办法，尽可能保证《大典》的进度与质量。编辑们一般会参与分典的编纂工作，有的甚至深入到各总部。出版社积极参加、有时主动提议召集典、分典的编纂会议，提出他们对编纂工作（包括框架、体例等）的参考意见及所应注意的事项；在编纂过程中，不断地与典主编、分典主编甚至总部编纂者进行沟通，了解、督促进展，就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提出处理建议，商定解决办法。在编纂方编制《引用书目》时，出版社为编纂方提供了《引用书目编写要求》，详细规定了书目的内容、排列及各项细则，来稿后又提出修改意见。出版方坚持认为，对《大典》这一项目来说，越早介入，介入得越深越好，对保证质量、加快进度越是有利。

　　三是合理安排。在人员安排上，我社《大典》的编辑工作实行固定与灵活相结合的机制。出版社落实了专门承担《大典》工作的编辑室，处理日常的一般性事务，具体审稿则尽可能请资深编辑担任；遇到特殊情况，则增加人手，直至倾全社专业编辑之力，甚至动员退休编审及社外人员。同时针对编纂方分批来稿的情况，编辑们实行滚动审稿，以确保出版进度。

　　四是规范经费使用。《大典》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大出版项目，国家对《大典》投入了大额的资金，为规范基金的财务核算，出版社针对《教育典》的具体情况，在原有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专项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古籍出版社政府专项补贴和大型图书出版项目财务核算办法》、《上海古籍出版社财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明细的收支核算细则，使工作有据，运行规范，确保项目的资金安全。在实际的操作中，严格做到专款专用，与《大典》无关的费用一律不列支出；严格做到照章办事，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同时加强监督，建立廉政制度。2011年开始，基金办与大典办的领导多次到上海来检查、指导，及时发现《大典》财务工作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使出版社能安全、高效地用好基金，为更好地完成《大典》的任务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五是确保质量。从已有《大典》书稿的质量来看，许多地方不尽人意。一些典的编纂者，大多为该专业领域的学者（暂且不论有的编纂者只不过是刚刚跨入这一领域的学生），对于专业的把握能力较强，但对于古籍整理并不熟悉，甚至几乎是外行；而《大典》恰恰是专业研究与古籍整理两个“轮子”并重的工作，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导致书稿质量的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下，交到出版社的书稿质量出现种种问题也就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了，这也就需要出版社的编辑实际上承担起编纂者这一方面的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发挥在古籍整理编辑、校对方面的专长，尽力弥补专业编纂者古籍整理方面的缺陷，在接受编纂方书稿后，内部制定了详细的《审稿注意事项》，以便编辑统一遵守。《审稿注意事项》也根据稿件的不同情况，随着审稿中发现新的问题，不断加以补充修订。质量是《大典》的生命，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质量上力求精益求精。在《教育典》书稿通过大典办评审后，出版社还曾两次组织上海地区的相关专家，另外专门召开审稿会议，尽可能提高书稿质量。

　　在确保质量方面，《大典》编纂出版工作中有三大环节应当把握：

　　内容环节。《大典》作为参照现代学科体系框架对古代汉文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汇编的巨型类书，从内容搜集与编排而言，编纂时要普查现存的原始资料，要用专业眼光加以选择，要以现代学科体系加以归类并排列。此项工作当然是以编纂者为主进行的，出版社在编纂时应参与（及早提醒编纂者，以避免走弯路）、在编辑时应把关。在此环节中，框架适宜、资料齐备、版本选择、避免重复、归类合理、排列有序、篇幅控制这七个方面尤当注意。仅以避免重复为例，将重复分为外在重复与内在重复两种。同一本书中的同一段文字多次收入一个典甚至是一个分典，这是外在的重复，只要编纂时工作程序设计合理，一般还容易避免。但古籍中往往还有称之为内在重复的情况，即内容完全相同的文字被不同的书（不仅是类书）辗转抄录，《大典》编纂时作为不同的材料被录入同一个典甚至同一个分典。这种情况，编纂者注意避免，编辑们也要加以防范。

　　整理环节。从一般古籍整理工作而言，校勘、改字、标点是几个基本面，但落实到《大典》的整理，应有所侧重。实事求是地说，鉴于《大典》的性质与规模，也由于编纂者对古籍整理一般不很在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大典》所录文献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校勘，如选定底本、确定校本，进行包括本校、他校在内的版本对校，编写校点长编并撰成校勘记等，也不可能严格规定并遵守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俗体字、避讳字等的处理原则。在整理环节更多地要由出版社来承担的实际情况下，编辑们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标点上，同时让校对保证文字录入的准确性。

　　体例环节。相对于一般图书而言，类书的体例问题是一个较为特殊、较为繁琐但也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编纂方与出版社双方，尤其是出版社重点把握。《大典》有其特殊的体例要求，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一般编辑往往在审读内容与标点的同时无法兼顾，即便顾得上也很难顾得全。因此，设立专门的审阅体例的编辑，可能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上述内容环节中的排列有序问题可视情况由体例编辑来检查，这样能让责任编辑集中精力审读内容与标点。体例编辑因不管内容与标点，只负责体例统一，一来因熟悉体例而易于将此工作做好，二来出版社也可以派生手先担任体例编辑，这样便于人员的调配与业务素质的提高。

　　十年磨一剑，这在当下已属难得；而《教育典》二十年磨一剑，如今看来更是不易。《教育典》的完成已属艰难，而《历史典》与《工业典》的工作可能更是艰巨，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付出更多的努力，迎接更大的挑战。

　　（《中华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全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定价：1780.00元；《中华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全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月，定价：38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