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浙江余姚（今慈溪）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科，先后在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任教，平生致力于经济史、文献学、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

　　陈登原先生在西北大学工作期间，著有四卷本的《国史旧闻》。另外，他还出版了《荀子哲学》、《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古今典籍聚散考》、《天一阁藏书考》、《中国文化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田赋史》等专著，在学术上多有创见，与钱穆、张荫麟、柳诒徵、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并称“近世中国史学之六大国族”，是近现代著名的大师级学者。尤以穷30年之功写成的《国史旧闻》为其学术之高峰，被誉为“中国第一历史学笔记”。陈登原先生崇尚实学，引证详赡，于史料之搜罗，巨细靡遗。《国史旧闻》第一卷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是对三国、魏晋南北朝史事的归纳。第二和第三卷于1962年和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主要讲述唐宋辽金元和明清时期的史事。第四卷是近代历史，在他逝世后，于2000年8月由中华书局全书四卷一起出版发行。全书侧重史料的收集、分类和编排，但每一个条目下面都有作者的评论，相当于一部汉以后最完整的通史。《国史旧闻》体现了陈登原先生的治学理念，他主张学术研究和史学研究要先博后专，专后再博，循环往复，方能有所收获。学者首先要成为通才，然后才能成为专家。这一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指导意义。

　　2012年10月，西北大学举办110周年校庆，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纪念“二陈”（即西北大学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陈登原、陈直）。在会上，西北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回忆说，陈登原先生比较早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史，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侯外庐先生不断切磋，曾经想另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北大学，有两张政治晴雨表，其中一张就是历史系的陈登原先生。在当时不正常的年代，陈登原先生也受到了不正常的对待，被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在学术上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因为缺乏弟子的传承，也影响了陈登原先生学术思想的传播。

　　《陈登原全集》的出版缘起

　　浙江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陈登原全集》，起因于2010年5月陈登原长子陈宜张、三子陈宜周代表家属将陈登原先生手稿捐赠给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早在捐赠仪式举行前的4月22日，笔者正在北京参加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得知消息后即与天一阁博物馆古籍部的饶国庆先生取得联系，并于10月份邀请时任天一阁博物馆馆长的虞浩旭先生到杭州商谈出版事宜，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编辑出版《陈登原全集》，同年《陈登原全集》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历史类。

　　筹措出版经费和申请国家出版基金的前期准备工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期间我社得到了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黄留珠教授，及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的支持和学术指导。

　　我社此次出版的《陈登原全集》，以陈登原亲属所赠宁波天一阁全部手稿为基础，再广搜已经发表过的著作论文。全集既收集了已经出版、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图书，如《国史旧闻》、《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田赋史》等，也有从未出版的手稿、讲义等，如《明史蒙拾》、《无据集》、《古今书话》，每卷图书前面都配有珍贵的手稿图片和书影，还有陈登原先生珍贵的历史照片。全集共21卷，800万字左右。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陈登原先生长子、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张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不仅为我社提供大量原始资料，而且为手稿的识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按照陈宜张院士的表述，陈登原先生当年著述的时候，为了防止别人剽窃，在手稿上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留下了一些密码，而且这些密码传男不传女，陈宜张教授是目前唯一能够识读密码的人。陈宜张教授虽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思路清晰，目前仍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为学生授课。他还亲自为陈登原先生编写了年谱。

　　《陈登原全集》的学术价值

　　归纳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 陈登原先生之治学，秉持“先博后专”的理念，故其论著大都引证详赡。陈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涉猎极广：思想史、文献学、文化学、史料学、经济史，这样就给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随着时间推移，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观点会改变，但是史料本身的确切性则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所以陈登原先生的研究成果，特别具备跨越时空的学术价值。陈登原先生在西北大学期间，和侯外庐校长过从甚密，两人关系相当不错。陈登原先生受侯外庐校长的影响，在他的中国通史研究中逐渐增强了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在《国史旧闻》的评语中，已经不完全是那些《日知录》之类的东西，而是增加了王朝兴替的经验教训，还有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经济制度对社会的影响。更难得的是他提出了思想宗教对历史文化的影响。他的学术视野在不断扩大，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问题上，有自己的观点。

　　（二） 陈登原先生出生于乱世，是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治史而尤重国事、民生。如写作《中国文化史》意在提高民族自信力，振奋民族精神：“吾民族处今日之世界，非力自振作，奋发其为世界雄，恐无免于劣等民族之讥，此固然矣。然故家乔木，终有令人可以式仰者，则亦非妄自尊大言也。”如未出版之《无据集》写中国近代史，痛陈汉奸卖国。又如《地赋丛钞》、《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田赋史》等一系列经济史研究著作，均以史为观照，直面当时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些研究和思想，于今天而言，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 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考》是研究中国藏书史的专著，是中国藏书史研究上不可不读的佳作。而后，陈登原先生对于藏书史方面的研究日深，对原来所写的《古今典籍聚散考》进行增补、订正，20年后又写下了《古今书话》一稿。如果说《古今典籍聚散考》是近代藏书史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的话，那么《古今书话》的学术价值则更高于前者。

　　（四） 陈登原还写了不少人物评传，如秦始皇、曹操、韩愈，他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盖史家所贵，在摒弃成见，博收约取，以平正批判之”。其《金圣叹传》是近代研究金圣叹的开创性著作，曾有金圣叹研究学者评价：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陈登原1935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搜罗之勤、考辨之慎，远在孟森之上，成为以后研究金圣叹的基础。在文学方面，陈登原从史家角度，搜集了很多诗人词人及其诗词的故事，著有《唐人故事诗》、《词林佳话》等。另外陈登原先生还进行文艺创作，著有《陈登原诗文集》，是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自述心志、颐养性情之作，心画心声，出自天性。

　　（五） 陈登原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待重新认识。他的很多著作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目前市面上已难得见到。而50年代以后，渐渐沉寂无名。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老先生认为：陈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潜心学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并没有亲授的弟子，因此在社会上的名气并不那么大，而实际上陈登原先生的学问是很精深、很扎实的。陈登原一生笔耕不辍，未出版的手稿如前面所提到的《古今书话》，还有《明史蒙拾》、《太白读书记》、《甸南读书志》、《无据集》等，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出版《陈登原全集》就是要全面展示陈登原的学术成果，使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得到更大范围的认知。

　　《陈登原全集》的社会效应

　　（一） 陈登原著作内容对于学界的贡献，将是巨大的。他对于史料的搜集，对于历史演变的思考，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价值。2010年11月5 日，《南方周末》做了一期对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的访谈，记者希望李泽厚先生为年轻人推荐几本书，李泽厚先生说：“人文学科的书你看一本两本是不行的。学数学、化学、物理，教科书读一本就行了，人文学科不行，因为它是一级一级走的，就像泡泡菜，泡久了就变酸了，时间泡短了又不熟。我倒是比较喜欢读历史书，《纲鉴易知录》、《国史旧闻》都是很好的书。”李泽厚提到的《国史旧闻》就是陈登原先生的代表作。

　　（二）陈登原治学的态度、爱国主义情怀、对于民生之关注，都将感染并感召读者。从其著作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五个方面的启示：

　　1. 对学术的坚守和对学术自由的坚持。陈登原先生出生于1900年，经历了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经历了三四十年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期，也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国内特殊的混乱时期。陈登原先生有句话：每天抄5张卡片，十年后就可以横行霸道。他的初衷应该是做学问要扎扎实实从资料做起。但是正因为这句话，他本人却受到了批判，可见当时做学问是多么地不容易，但是他对学术的坚守、道德和良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2. 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陈登原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治学广度。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文化史》《中国田赋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地赋丛钞》等，涵盖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最下层到最高端，虽然有不充分不完备的地方，但是却抓住了历史的关系、历史的灵魂。《国史旧闻》不是简单的资料集，而是试图通过对资料的收集排列，说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乱相和治乱兴衰，和西方史学年鉴学派有相似之处。

　　3. 在研究方法上，陈登原先生的皓首穷经，难能可贵。大量的资料成为我们重建历史、解读历史所不可或缺。认识历史，传世资料是一个基本，出土资料是传世资料的补充。虽然目前借助电脑，我们检索资料已经更为便捷，但这在陈登原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如果在前辈的基础上，用更丰富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去研究历史，那么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具国际性和前沿性。

　　4. 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来看，陈登原先生把中国文明的承续、中华文化的历史及下层百姓和普通民众的作用看得很重。历史学，特别是传统历史学，从来都是把资政、求实作为主要功能。他更多的是在求实的基础上体现了对我们民族的关怀，以史家情怀来关照现实、关照普通民众。

　　5. 学术史的研究有两条路数和两个门径，一种是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和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和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显然陈登原先生的治学方式是前一种。这种研究是治学的基础性和起步性工作。沉潜于专深之学而回避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而且以后这种研究方法仍然不可或缺。从问题的另外一面来看，这也恰恰成了他的局限之处。当然，学术的事业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后人对前辈的东西进行梳理和分析，目的是往前看，借助前人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陈登原全集》（全2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估价：18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