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上海图书馆建馆六十周年，《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终于付梓问世了。我们既为之庆幸，又不免忐忑。庆幸的是，此书早在编撰《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时已纂就初稿，但好事多磨，历经十多年方觅得修订出版机会，曩昔所费心血总算未付诸东流。又幸在此期间，我们于版本目录之学续有学习与实践，此番通过增补厘订，不仅内容愈加丰富，质量也有所提高，则“多磨”不无益处。忐忑的是，闭门所造之车，出门是否合辙，即其总体上能否达到有功学术、便利研究之初衷，尚待读者评判。

　　偌大一部书，仅冠以一篇简短弁言，似不相称，实经三思。盖其资料本已精彩足珍，若增附冗言繁词，不啻续貂之狗尾，徒令读者生厌。不过，此书虽由公家发布，毕竟含有编纂者个人理念，诸如编纂之旨意，问题之发现与处理，似应向读者作必要的说明，故另撰本文，以为交代。

　　一、版本目录重在鉴定版本

　　题跋流行于宋。宋人别集中，“题跋”一门所在多有，为便利用，明季常熟汲古阁主毛晋纂录宋人题跋二十余种刻入《津逮秘书》，遂导专辑前人题跋之先路。然而毛氏所刻诸编，多为题识字画墨迹、金石碑版之词，关涉书籍者几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人文现象与学术特点。

　　书籍之题跋盛行于清代，此据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清人所为盖可知晓。究其根本，乃清代汉学勃兴，致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得获长足发展而演为显学。汉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治学之必需。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但凡喜好蓄书贮本之士，皆有撰写题跋之雅尚。出于不同旨趣，其题跋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攸关书事之友朋交往、经济生活等也每有论述，内容极为丰富。

　　乾嘉以还，伴随版本目录学之进步，为顺应时需，辑刻书籍题跋蔚然成风。迨至清末，公共图书馆踵接成立，大部分古籍由私庋转为公藏，惜乎迄今为止，大陆各类公藏图书馆鲜有纂辑馆藏善本题跋予以流布者，未餍人们研究之需求。

　　三十年前，台湾“中央图书馆”曾发布《善本题跋真迹》四册，因当时两岸睽隔，多年以后才幸获该书，摩挲不忍去手。我们注意到，读者于该书的关注焦点，普遍停留在大量题跋原始文献之上，并没有意识到其于版本目录学领域之创获。该书从根本上说是一部版本目录，这从清代某些载录题跋的藏书目录中可寻得其脉络，但它一改以往编目只有文字著录、辑录题跋只有释文的旧习，采用以图版形式编纂古籍目录，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过去的古籍目录，或囿于客观条件而未能准确揭示原书版本面貌，或因未见原件而难辨题跋之真伪、难明系著者手迹抑或他人过录。故这部真迹影印本不特为读者提供第一手数据，亦是鉴定古籍版本与名家题跋之实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艳羡之余，每思仿而效之，尽早将上图的善本题跋公诸于世。

　　视一部没有解题的古籍版本目录为学术成果，是否有点自恋？现在有人甚至包括一些图书馆人，认为编纂版本目录并无学问可言，充其量不过是书皮之学而已。确实，由于工作性质与现状，图书馆员目前尚无条件像大学、研究所那样将主要精力用于专门学术研究，杂务而外，在日常从事大量基础整理编目工作中，只能摸摸书皮，难能从容浏览研究，说懂书皮学实在也是受到抬举。何况古籍浩博难穷，经眼之书仅九牛一毛，识见有限；有的版本即便置于案头，也未必能看明白。但如果因此而否认古籍版本目录是一门不易掌握的学问而轻忽之，其结果可能是，编目者流于孟浪，难以编出有质量有特点的目录；使用目录者陷于无知，辨别不清目录之优劣，贻害其于文献之利用。

　　作为一名老编目员，我在工作中常思考一个问题：当代编制古籍目录，从哪方面能有所突破，体现出时代特点。思来想去，觉得利用前所未有的信息条件，在前人基础之上，对版本进行更为准确的鉴定与著录，是吾侪应奋发努力之正务，也是版本目录之学发展的重点所在。

　　以往的古籍目录，种类不一，功用也自不同。最为人们关注与首肯者，是合符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尤其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综合目录。具体而言，这种目录对古籍有着合理的分类，并辅以序录文字（或称解题、提要）加以阐发，便于读者对书籍的利用。因此，目录学家一直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圭臬，并将分类之法当作编目重点与主要研究对象。根据章氏之理念，《四库全书总目》无疑是一部迄今为止相对完善的综合目录。因其在总结利用历代目录分类成就的基础上，因书制宜，制定了更为合理的分类法。从今人将“古籍”予以断代，赋予“主要指1912年以前书写、印制之书籍”含义的角度，可以认为，古籍的分类法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定型，且为人们普遍接受。因为自乾隆至今之古籍目录，除个别如《孙氏祠堂书目》之分类标新立异但鲜有响应者外，几乎都沿用四库分类之法，即或有所变通（诸如有历史影响的现代大型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终究未脱离其根本。由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分类法无需作颠覆性的变更，不再成为编目的主要问题，而后来公私目录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成就又难以迈越《四库全书总目》时，目录学家失去了新的研究对象，再如何殚精竭虑也难有发明。那么，编目者与利用目录者对现在的古籍编目工作不以为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有一桩极为要紧之事是绝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版本鉴定。古籍目录真要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境地，除对古籍予以合理的类分、撰写序录以阐述学术源流之外，还应对版本予以准确的鉴定著录。如果古籍版本的来龙去脉未明，其文本的面貌不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从何谈起。而以往的公私目录，或多或少存在着疏于版本鉴定著录问题，可是许多人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当然也不会真正明白版本学及版本目录的功用。

　　目录学家们一谈到版本学、版本目录，即便不追溯至西汉刘向的《别录》，也会将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当作始祖，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似乎未认真思考过，为什么从宋末直至明代中后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时（上接第1版）期中，公私目录几乎都未效法尤氏之目著录书籍的版本。任何学问的发端、形成与传承、发展，皆有实际需求与研究对象。当书籍的版本流传呈现错综复杂，导致源流不清、真伪莫辨之状时，人们开始注意鉴定考订版本，版本之学随之发端，编纂目录者意识到著录书籍版本的必要，而该时间约在明代后期而非之前。彼时鉴定与著录的对象主要是宋元旧刻，尤其是宋版，一是宋版已成稀见之物，二是有伪造宋版出现。可以说，版本学的发端与鉴定研究宋版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同样对书籍版本的关注，刘向《别录》抑或尤袤《遂初堂书目》，以及其他宋人目录著录版本，主要是出于校勘方面的需要，属于校勘学范畴，与明末以后逐渐形成、发展的以鉴定版本为主旨的版本学、版本目录性质是不同的。有的人对此缺乏认识，又疏于版本学实践，遂片面认为明清藏书家目录著录宋元旧本只是一种收藏珍稀文物之炫耀，丝毫体会不到其鉴定版本的时代意义、成就与对学术研究所作的贡献，因而对当今版本学及版本目录应当如何发展，也难免陷于盲目。

　　版本之学真正流行，版本目录成为专门，是在清代。清初的版本目录以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为典型，对后来藏书家注重版本、藏书目录著录版本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当时只有朱彜尊等少数学者青睐于斯，整个藏书界并未形成风气，不著录版本的简式目录仍复不少，遑论踵接钱氏的版本赏鉴之作。这是因为，在官本位的社会里，若无官方认可与导向，学术即或有创新之迹象，也难以成型发展，更不可能成为主流。直至乾隆嘉庆间，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其《后编》先后问世，藏书之家才纷纷仿效，真正成就了“版本目录”这一门类，从此以后，官私编制藏书目录，无论繁简与类别，著录版本成为必需，至今沿袭未变。

　　虽然，自版本目录成为专门之时起，官私编纂的目录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在版本鉴定考订与著录上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以人所推崇的《四库全书总目》来说，尽管《天禄琳琅书目》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总目》于版本考订远不如《天禄琳琅书目》用力，甚至可谓忽略。该目录大致在书名、卷数之下仅记录底本来源，不直接著录某书确切的版本；有的提要因出自翁方纲等考据家之手，间或有版本考证，但更多的提要对底本的版本面貌往往不置一词（这里主要指《四库》三个来源之一的各地采进之本），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未在版本鉴定考订上下工夫，存在对底本不加甄别选择的情况。如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明明有孙仰曾进呈的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辉刻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却弃置不顾，采用了讹夺颇多的别本。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馆臣为撰写提要而无视版本面貌。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指出：“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据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颜堂秘籍本》也。”如果说这种率尔以别本撰写提要的现象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那么另一种为写提要而肆意删削原本文字的情况，则以前很少有人注意。明眼人都清楚，纵使是专家，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一大批有见地的书籍提要，殊非易易。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的有些提要系参考前人相关著述写成，并非馆臣的发明，这自然可以理解。有的提要乃径据原书的序跋、凡例等文字编缀而成，此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为了加以掩饰，抑或避免提要与原书序跋、凡例等出现文字重复，馆臣居然对原书进行随意删削而不据实抄录，这就淆乱了底本的原始面貌，导致《四库全书》文本的不确定性。如宋曾肇《曲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底本用的是清康熙曾思孔刻本（今藏上海图书馆），该本前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李灏、曾俨两序，明永乐十年（1412）曾棨旧序，以及本传、目录，文渊阁本皆不抄录，而其提要实即据诸序写成。尤其是对曾肇著作历来传本的叙述，皆抄自曾俨序文，非馆臣考证所得。此外，该书为曾肇裔孙曾俨等编纂，名《曾文昭公集》，馆臣随意将书名改作《曲阜集》，使其传本面貌不清，同样是版本目录忌讳的做法。

　　窃以为，《四库全书总目》生发这些轻忽版本的现象，主要并非馆臣的认识不足，而是其背后存在他们难以克服的原因。须知鉴定考订与著录版本乃至撰写提要，得花大量精力与时间，谈何容易。而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原本是一项紧要的“政绩工程”，迫于时日，不得从容。这从现藏于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撰写的提要原稿（有2000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本），也可看出仓促行事之端倪，其几乎没有时间考订版本，而撰写提要之业又与每天接收各地进呈之书同时进行，难度之大，恐神仙也会束手。故有意无意地避开版本考订，忽略文本的可靠性，实在也是出于为敷衍皇命而因陋就简的无奈之举。如果真以为馆臣之识见未到，将责任全往他们身上推，那便是后人的无知了。因此，揭示《四库全书总目》的缺陷固然必要，但目的是为避免今人治学及编制书目可能出现重蹈覆辙的现象，而非刻意批评以纪昀为首的编纂人员。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中。因《前编》之书于嘉庆二年（1797）遭回禄之灾，彭元瑞等奉敇复据宫中藏书编撰《后编》。《后编》之书现存世尚多，其中不少明代翻刻之本，《后编》皆著录为宋元本。如潘重规先生旧藏的明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后编》作宋本（笔者曾于2007年受沪港文化交流协会之托，赴香港鉴定潘先生遗藏）；今藏南京图书馆的明本《前汉书》，《后编》作元本（前几年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所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须知彭元瑞等专家乃当时官方眼中的一时之选，其鉴定版本水平在清代虽称不上顶尖，但毕竟掌握国家资源，见多识广，偶尔看走眼固属难免，若接二连三出现鉴定失误，甚至是较为低级的失误，则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其故意为证明《后编》所收之书无论数量与质量皆超过《前编》，从而取悦乾隆皇帝。他们如此不顾惜个人学术名声，想必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只是这种错误不仅是对反映当时版本学、版本目录最高成就之玷污，还贻害后人，至今仍时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

　　对此，乾嘉以来的版本学家门有着颇为清醒的认知，由于他们大多为藏书家，以自己的藏书与经眼之书校核前人的目录（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便发现许多版本的鉴定著录存在问题，于是潜心版本鉴定考订，正讹纠缪，为古籍整理与研究，为版本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尤以黄丕烈、傅增湘等最为著名，其鉴定版本水平之高，令人钦佩。

　　然而，世上轻视版本学实践者也不乏其人。与黄丕烈同时代的洪亮吉，在其《北江诗话》中唐突地发了一通藏书家类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的议论，明显地褒以钱大昕、卢文弨为代表的考据、校勘家，贬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这让那些不重实学、喜好空谈者似乎有了理论依据。平心而论，洪氏以诗文名家，版本之学非其所长，其置清代的考据校勘与鉴定版本于截然对立之境地，且不顾客观，妄分等地高下，只能说明他于文献整理，于钱、卢、黄等人各自治学特点及其功用的无知。我们不清楚他所发议论的背景，却不能无视其言论之负面影响。

　　已故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尝言：“目录版片，辅车相依。鉴赏装潢，虽不离乎骨董，而校雠考订，犹端赖夫旧椠。故耻言版刻而高谈簿录，诚非折衷之识。……叶氏《书林清话》论版本详矣，罗陈虽宏，实征攸待；可备掌故，靡以考镜。”（见《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跋》）又跋明本《盐铁论》云：“郘亭审辨版本固非能事。尝读所著《经眼录》一书，其所称宋元本，误者不胜枚举。即此九行十八字之明本，余曾见之，字体轮廓固与寻常正嘉本迥异，无怪郘亭之诧为宋本，郋园又从而和之，更误其藏本为涂祯本，混淆莫衷一是，并世藏家聚讼纷纭。迄藏园胪列群本，而涂刻之真伪始辩。盖实验为真，空言无以取胜耳。”（见本编）表面上看，这是潘先生对莫有芝、叶德辉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学术领域中存在的一种轻慢版本鉴定风气的抨击。这种不良风气，即源自洪亮吉对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的贬低，自以为学有专长而高自标举。其流毒之深，甚至传染当代。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人，从未编过目录即以专家自居，不能辨识版本居然信口雌黄。此类现象很可能对版本目录学的实践与发展造成危害，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迄今为止，学术成就最为卓著的版本目录，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目录始纂于1977年，全部出版在1995年。这部目录的编纂背景，是为了落实1975年周恩来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该目录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顾问潘景郑等前辈，皆为饱受十年“文革”之苦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既将编纂此目视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同时亦视为他们一生最为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实践。其所具有的工作激情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又是当代人所极为缺乏的。

　　数十年过去了，冷静客观地回顾与分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存在的问题，对我们当前的相关工作，对版本目录学如何发展，或许同样会有所启示。由于受到时代局限，至少有两个因素导致这部目录的质量尚未达到前辈们的初衷。一是，因为要“尽快”，结果一部有大陆700余家单位参与的大型联合目录，多达近14万部书的著录卡片竟然在1980年即汇总于北京，也就是说，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善本的全国普查。现在我们不难认识到这种求快有欠科学，因为各地收藏单位的基础整理工作不尽完善，编目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递交的目录卡片存在问题五花八门，但在当时，这些负面因素几乎被人们求快的高涨热情所掩盖，造成了之后按经史子集分类编校乃至最后总校工作的无比艰难。二是，除却普查工作的先天不足，当时物质条件极差，个别大馆尚能提供书影，而许多单位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比对版本遂成了奢望。若非冀淑英等前辈具有丰富的经验并最终为之奋斗了18年，难能取得历史性成就。然而，出现版本鉴定与著录错误终究难以避免。

　　如今，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别说书影易得，甚至流传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都有机会看到原本，则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为可能。遗憾的是，现在讲“政绩”、趋利益的风气犹如危害生命的雾霾，怎么也驱之不尽，从官方到业内人士，鲜有意识到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学术意义，即便有所认识，又有几个人愿意象前辈们那样甘于作长期奉献呢？于是编纂目录往往只是停留在简单抄撮前人成果的层面，不思进取，乃至以讹传讹。有的人甚至振振有词：即使有错，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错。这种毫无事业与责任心之行为，想必九原之下的前辈也不会原谅。

　　当我们不能左右客观而又欲在版本目录方面有所作为时，只能埋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遂将编纂此书视为版本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践。之所以强调此书是一部版本目录，除形式而外，关键在于版本鉴定与著录。而版本鉴定与著录之准确与否，如果仅依赖书首所列的分类简目予以体现，读者未必能真正了解；倘若读者用此简目比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相关著录，恐怕更会疑窦丛生。因此，除题跋真迹而外，每种复冠以原书书影，希冀能收“实验为真”之效。诚然，台湾“央图”的《善本题跋真迹》已冠有原书书影，我们只是延续了这种做法。但同样在台湾，2008年傅斯年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就没有原书书影；而大陆当前的古籍普查，也为快出“成果”，将原定普查数据中应有的书影项目随意删去。可见，许多人对书影这一鉴定古籍版本实证数据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一旦离开原书书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譬如本书所收录的袁克文跋本《四书章句集注》，袁氏定此书作宋本，实为元刻本；孙星衍跋本《蔡中郎文集》，孙氏谓此书“正德时锡山华坚活字板本”，实乃据兰雪堂铜活字本影刻；叶德辉跋本《韦苏州集》，叶氏谓此书北宋胶泥活字印本，易培基亦误以为真（见易氏跋明末余怀刻本《韦苏州集》），实为明铜活字本；邓邦述跋本《韦苏州集》，邓氏称此书为宋本，实乃明刻。类是者尚夥，如不置书影，读者不明其书之真实版本面貌，难免听信于题跋，那么此书的学术价值会逊色许多。因此，有无书影，决定了此书学术含量的高低与功用的多寡。然而，编纂此书最难之处也正是由于冠有书影，其于鉴定版本不易之沉重分量，是专事从目录到目录的编纂工作或学术研究所感受不到的。先哲有言：“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因此，在修订以前错误的同时，我们同样恳请读者能通过书影指正本书的鉴定与著录错误。（未完待续）

　　（《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250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