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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去年岁末，范祥雍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古籍整理座谈会在上海文史研究馆举行。

　　有人问，一个整理古籍的，有什么好纪念的？范老确是“一个整理古籍的”，他靠自学成为文史专家，尤其精于版本文献之学，一生编订、点校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典籍，直至1993年去世。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结集出版，其中《大唐西域记汇校》曾被收入进季羡林等校注的 《大唐西域记校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认为，范祥雍的校本被季羡林认可，被用作注释的底本，可以说是代表了“注和校的最高水准”。

　　范老之子范邦瑾在座谈会上讲到的一个细节，或能回答“为何要纪念范老”的疑问。他曾问学养深厚的父亲，为何一生专注编订古籍而不原创，父亲回答：“这些古籍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灵魂，是做学问的基础。我希望它们能够传承下去。”

　　范老一生专注古籍，于己只留下这一则《范祥雍小传》，现予摘编，以兹纪念。

　　范祥雍，原名祥云，191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镇海县。

　　清末太平天国军起，清军攻陷宁波，曾祖父携家人乘船逃避战乱至上海，居南市老城。父亲范东升，母亲姓叶，生有二子三女，我为长子。我4岁时，母亲早逝，姑母托人把我寄养在她的邻居家中。我家自曾祖父起，三代皆习象牙雕刻手工艺，长辈都仅初通文字，父亲以手艺帮工谋生，后开一小铺。因家境清寒，上不起学，父亲也不注意读书，家训云：不识字天下好走，不识人头寸步难行。

　　我6岁开始上学，其时上海得风气之先，新办学校不少，但我还是被送至父亲开设的小铺子附近的一家私塾上学。老夫子是位前清秀才，姓陆，教书很严谨。我幼时记忆力较强，上新课时老师讲解一遍，就能熟读背诵出来。我时年10岁，就学习吟诗，做对子，平平仄仄调四声，还读了不少诗。现在回想起来，如此盲目读书虽未免浪费时间，但有些基本功正是那时练就的。后来也得到受用，也是我对文字训诂产生兴趣的开始。

　　1930年我17岁时，出于兴趣爱好想报考大学中文系；但家中无力负担学费，又无人相助，只好顺从环境支配，进了电报局当抄写员。每晚我去补习夜校学习英文和会计学，3年后考入市土地局任职员。

　　我自十余岁起，即喜买书。起初父亲所给的零用钱，我舍不得花，全用在买书上。工作之后，有了薪水收入，便节衣缩食，积钱买书，这是我买书与藏书的开端，也是打开自学之路的途径。我爱读中国古籍和史地之类著作，但区区微薄收入，远不敷买书之用，便精打细算找窍门：买旧书，少买新书；买廉价书、特价书，少买高价书、实价书；逛冷僻书摊，少跑大书铺。这样积月累年，我的书库竟也渐渐丰厚起来了。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我家迁居租界之内。当时公家机关全被敌伪组织所占领，我不愿与他们合污，便退出机关当家庭教师，同时为律师事务所拟写法律文书，后又与几个朋友合计改业经商。1938年，我入股大鸿运饭店并任会计主任，孤岛时期，经济畸形繁荣，饭店业十分兴旺。1946年，又与友人共同创建泰山肥皂厂，任常务董事兼会计主任。所办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从商几载，几经曲折，经济状况倒也有所改善。适遇因社会动荡，旧书价格一落千丈，少人问津，此时我可随心所欲买到朝思暮想多年的一些大部头书籍，喜悦之情难以言喻。其间收入的《四部丛刊》是一部荟萃宋元善本影印的集大成书，它引导我进入版本目录和善本书之门。

　　我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接受系统专业教育，闭门造车，也未能遇名师指点教益，之所以能摸至一点治学门径，主要靠自己勤奋学习、锲而不舍、强烈追求知识的欲望。这当然与买书读书也是分不开的。我从书铺、书店中先后结识了一班前辈，这些前辈不仅是朋友，也是我后来逐渐掌握专业知识、走上文教岗位的导师。

　　由于我心不在商，经商实为生计所迫，解放不久，我即弃商从文，脱离了泰山肥皂厂，在家闭户潜心著作。先后完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洛阳伽兰纪校注》《山海经补疏》《战国策笺证》等著作。

　　1956年，陈之展、胡厚宣和章巽三位教授联名推荐，复旦大学聘我入中文系任教，后曾任教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和东北文史研究所。

　　“文革”登场时，我虽不在职，同样受到冲击，全家被抄，扫地出门，搬到一间约15平方米的小屋里。平时为研究工作而备的实用参考藏书2万余册，并历代香本、名人批校本、旧抄本等，凡40余年心血所聚毁于一旦，尤其痛心的是已完稿的《山海经补疏》和《东坡志林广证》两部原稿亦一并被抄，至今下落不明。

　　“文革”结束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相继聘我为特约编辑，使我得以继续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大唐西域纪校注》一书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而最早提出的时向达先生此时已逝，由季羡林先生为主组织朱杰勤、杨廷福等学者撰写注释。由我独立完成的校勘部分收集了此书的14种不同版本和其他有关11种古籍进行校勘，超过了日本和英、法等学者。1986年5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和《文汇报》在介绍中说，“该书为集诸本之长的精校本。”“这样的精校本在近年古籍整理上也是不多见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之的高度评价，使我深受鼓舞。该书于1985年获中印友谊奖，1992年又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

　　1981年陈云同志指出：“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同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为此恢复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各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近十年来我陆续完成出版的古籍整理点校著作颇丰。

　　回忆当年诵读写作之时，因所做为自己喜爱之工作，兴之所至，又因长期以来搜集资料，准备较为齐全，故写作时并不觉吃力，但眼睛视力为之长期受损。及今，一目完全失明，一目视力亦几废，皆因长年伏案工作所致，至此亦可发一深叹！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