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5上午，接到一个噩耗，方伟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此间不能自已的悲伤与心痛自不必说，更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失去了一位可贵的人才深感惋惜。

　　初识方伟老师是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以下简称《历》）的拍摄工作。起先，在我的心目中，但凡有摄影师之称的人，多半长发及肩，傲气凌人。与方伟老师的见面彻底地颠覆了我的这种认识：他一身休闲，言谈随意，丝毫没有传说中的摄影师的架子。

　　据《历》一书的责编吴长青先生介绍，从上海出发之前，方伟老师详细研究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的拍摄方法，自己在家里找了一些骨头做拍摄实验——这次并不是方老师第一次拍摄甲骨，之前他已经拍摄过《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但是方伟老师有种钻研的精神，事前设想所有可能，充分做好各种准备，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我们敬佩。

　　甲骨的拍摄一开始就不大顺利。一方面，我刚刚博士毕业两年，虽然甲骨著录书每天不离手，但是要谈甲骨拍摄，或者说要拍出什么样的甲骨才是合适，头脑之中一片空白。另一方面，拍摄巴掌大乃至更小的甲骨，竟有难以想象的复杂：甲骨骨面不平，对光源的调整要求极高；平光固然可以拍出较为清晰的甲骨字迹，但是甲骨的光泽与立体的感觉都大打折扣；而三维照明角度拍摄出的甲骨，每碰到某个方向的笔画，字口处都会有一束长长的亮线；对光源的角度每做一点儿微小的调整，都会使得照片上甲骨文字的所有这个角度的笔画显现或者消失。

　　不是每个做甲骨的人都有机会做著录书，我要做自己的甲骨著录书，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不但要有正面照片，还要有反面以及侧面照片。我的要求是，第一要确保骨面上每个笔画都是清晰的，第二要保证给出最清晰、符合实际视觉感觉的反面以及侧面钻凿照片。拍摄三天了，我们始终不能如意。为此王兴康社长、吴长青编辑专程请了拍摄“北大简”的摄影师熊小姐前来商讨拍摄方案。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商讨、实验，拍摄方案基本确定下来。

　　在随后二十天的拍摄过程中，我们在痛苦与兴奋之间游走。我是个苛刻的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大多都是“痛苦”的，方伟老师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体会最深的：一版甲骨，方老师要跪在地上拍摄二十几张，才能达到我的要求。有些面积大些，骨面不平的甲骨，甚至拍了四十几张。可没想到，方伟老师比我更苛刻：当我好不容易通过了一版甲骨的拍摄时，他往往觉得这个角暗了，那个角亮了，不断调整光源，直拍到自认为完美，他才罢休。拍到兴起处，他就在拍摄台前自言自语，那份投入、那份陶醉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们每天至少工作十二个小时，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他吃饭用五分钟，限定我十分钟吃完饭。每天拍摄工作结束以后，他回到招待所清查当天拍摄的所有片子，看有无遗漏、有无问题，记录哪些甲骨需要补拍，然后备份，每每都是夜里两点才能拖着一身的疲惫躺在床上……就这样我们一同奋斗了二十个日日夜夜，方伟老师终于拍摄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全部现藏甲骨。

　　合作过程中，方伟老师教会了我许多不知道的东西，并通过努力，让我的许多关于甲骨著录的想法得以实现。我要求的甲骨反面、侧面的拍摄，对于甲骨学的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一全新的甲骨著录书体例，却给图书的排版带来了众多的难题。七千多个图片文件的改号、拓本与照片的对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为了不在印刷厂把所有图版混杂一处，最后还是方伟老师用“文件打包”的办法解决了。对甲骨照片的调色以及排版方面，方伟老师更是有着相当的敏锐性，尤其是在各种大问题和小问题出现的时候，他总是努力思考，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为此一次次去印刷厂确定颜色，一次次去印刷厂确定排版方案，一次次校稿后去印刷厂修改并打印确认……为了《历》可以高质量地出版，从瑞金二路到张江，方伟老师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每每都是很晚才回到家中。后来，因为颜色以及文字部分问题，我亲自去了印刷厂，才知道到方伟老师的这种工作精神打动的不止是我。从雅昌的主管经理到下面负责排版、调色的工人都对方老师心怀尊敬。

　　《历》能够得以高质量的出版，方伟老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大到编者、出版社、印刷厂三个方面的协调沟通，小到每一个图片的具体处理。《历》出版以后，先后获得了“古籍图书整理一等奖”、“上海市印刷大奖”、“李学勤历史学奖”等众多奖项。然而，所有这些奖项里都没有方老师的名字。但是，我知道，这部书是方老师的得意之作。除了我，没有人那么具体地知道，这部书凝结了方老师多少心血，而我却不能给方老师一个名誉。

　　《历》出版后，方伟老师又随同我所几位同仁共赴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拍摄了那里的全部馆藏甲骨。我协助方伟老师拍摄了旅顺博物馆所有馆藏甲骨和重庆博物馆馆藏甲骨。每次拍摄之前，方伟老师总要用半个月的时间做各种细致的准备，从计算机、摄影器材到纸头、橡皮。

　　在合作过程中，方伟老师拍摄甲骨的水平在不断进步，更加成熟、更加细腻，很多甲骨往往可以一拍而就，细腻到甲骨的背景纸以及拍摄时自己衣服的颜色都考虑在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对颜色与形状的敏感，方伟老师竟然缀合了众多甲骨专家都没能缀合的两组甲骨。到拍摄旅顺甲骨时，我们的拍摄方案要比拍摄《历》时成熟很多；到拍摄重庆博物馆甲骨时，我们的拍摄方案又比前一次更完备，而且还摸索出了一套更加合理的合作模式。

　　然而，这位功德之师却过早地去了。得知方老师离开的噩耗后，在网站上百度了方老师，才知他在野外拍摄的艰苦，在大麦地拍摄的惊心动魄。方老师本可以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山东省博制作的八千余甲骨有多期待他,将军崖岩画有多期待他……然而，他竟去了，永远地去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