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地兼山海，人文鼎盛，素号文化之邦。南宋著名学人王柏至台后，深感三台文化之兴盛，慨叹台州“人杰地灵，迪《关雎》之教，为衮绣之乡，衣冠文物，独为东南之望”（见《鲁斋集》卷九《上蔡书院讲义》）。道光御编之《大清一统志》亦称：“台介东南之陬……自朱子绍伊洛之正绪，传道授业者，台为特盛。士秀而文，重道德，尚名节，言行本乎礼义，闾巷弦诵之声相接。”人物之著者，诸如项斯、张伯端、陈耆卿、戴复古、胡三省、方孝孺、王士性，俱为一时之翘楚。文章流播，典籍丰盈，无论是在浙江还是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清嘉道年间，临海宋世荦刊刻的《台州丛书》，首开浙江乃至全国编纂刊梓郡邑丛书之先河，享誉学林至深且远，迄今为台人所骄傲。

　　台之文献，现今所见，最早者为三国沈莹所著之《临海水土异物志》。降及唐宋，人文渐起，著述渐众，兼以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台为辅郡，人物更是盛极一时，遂有“小邹鲁”之誉。有关台州历史文献之数量，依据民国三年（1914）项士元先生撰著之《台州经籍志》之统计，总计达四千五百三十二部，其中收入《四库全书》者五十部，列于“四库存目”者六十四部。其数虽谓至夥，然亡佚亦甚，逮至民国，台之经籍已“存者不及其半，即其存者，亦大都饱于虫蠹，封诸尘埃，无复顾问……乡里后进衮绣之乡，文化之邦——《台州文献丛书》陆续整理出版叶海燕非第不知其书，直有不知其名者”（见王舟瑶《台州经籍志序》）。新中国建立后，古籍普遍得到较好的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地方都全力组织人手，投入专项经费，积极开展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我们台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也决然乘势而上，自2012年4月26日启动以来，整理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汗牛充栋的中华典籍中，就有不少属于我们台州人的经典著作。举其大要，如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世人奉为丹法正宗祖经，有“养生之金科，修身之玉律”的美誉，是气功理论的集大成者；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海外交通史专著，叙述详核，为后来史家所依据，近现代以来译有英文、日文等语种出版；陈骙的《文则》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文法修辞学专著，对后世影响较大，素为研究文法者所宗承，近今台湾学者蔡宗阳先生专门为之撰有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陈骙文则新论》；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词旨博赡，笔法精严，世称名志；戴复古的诗歌“身在草茅忧社稷”，成就卓著，享誉文坛；陈咏之《全芳备祖》则为世界最早的一部植物学辞典；还有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全书三百多万字，征引之书多达二百余种，后世史学家奉之为圭臬；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史料、学术价值都极高，后世史家征引不绝；明代王士性之《广志绎》，开我国人文地理学之先河，与自然地理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后先辉映，光耀古今。

　　台州保留下来的古籍亦十分丰富，即临海市博物馆与临海市图书馆就庋藏有八万多册，其中不乏善本佳本，其最可称道者：一为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该本迥异于传世的其他明抄本，堪称稀世珍本；二是清齐周华《名山藏副本》初刻本，临海市博物馆藏有当世的孤本。他则如清齐召南之《云根石天然图书谱》乾隆刻本，虽然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但刊刻精美，冠绝一时。

　　此番台州古籍整理工作采取原版影印和点校重排两种方法并用，即对少数善本予以影印出版，重在保留版本的自身价值；而对于大多普通本则采用点校重排，侧重文献与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地域文化的传播。

　　台州的古籍整理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有许多前面做过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这次对台州文献典籍有选择性地整理与出版，其数量与规模是空前的，社会意义也必将十分重大而深远。

　　（《台州丛书甲集》（台州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380.00元；《台州丛书乙集》（台州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5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