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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总目》与古籍整理重要工程建设 发布时间:2013-11-29 14:17:35   作者:高克勤  

  日前,《中国古籍总目索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此,洋洋三十册、2500余万字的《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工程,历时二十年,终告完成。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博物馆等所藏历代汉文古籍之基本品种、主要版本及收藏信息,同时标列各书的主要收藏机构名称,并部分采录海外公藏之中国汉文古籍稀见品种。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有所因革,增设丛书部,又于史部增立“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立“新学类”,以顺应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和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著及著述繁多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千家,可以说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摸清中国的古籍家底约20万种。同时,在《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漫长岁月中,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为古籍书目建设培养了后继人材,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中国古籍总目》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基础性的工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而整理研究须有所凭藉,就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建国以来合众多图书馆之力集体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将编纂《中国古籍总目》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设立编纂办公室,组成编委会,于1993年7月启动编纂工作。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下,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11家国内著名图书馆先后参与编纂工作。经过全国数百位古籍整理专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出版社编辑持续辛勤的努力,《中国古籍总目》终于编纂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

  《中国古籍总目》的成功出版,说明国家的重视、支持和投入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文明传承和子孙万代的大事,有作为的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形成了中国大型图书编修的官修与私修两个传统。即以明清官修图书而论,明代编有《永乐大典》,清代编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等。民国期间,私营出版业勃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就分别整理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古籍丛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一大批从未整理过的重要古籍得以整理出版,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的整理出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文化建设包括古籍整理重要工程建设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但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有的依靠行政命令、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兵强将打歼灭战的重要工程建设的模式已不可复制。在新形势下,重要工程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共同的付出和努力。政府的重视、支持和投入是成功的前提,专家学者和出版社服从国家文化建设大局、不计名利的付出和努力是成功的基础。《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出版充分体现了这两大传统各自优势的结合,可以作为古籍整理重要工程建设的一种范式。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认为,古籍整理重要工程建设,尤其要强调和倡导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包括专家学者和出版人所体现出的自觉传承优秀文化的的责任感和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只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倾情投入,才能圆满地完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承接了清史纂修工程中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国家项目,而且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先后策划编辑出版了《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续修四库全书》等古籍整理重要工程。其中作为《四库全书》续编的《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品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其编纂出版工作,是继十八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而这主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一个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力量,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的支持下,集合全国古籍研究专家以民间形式进行了历时八年的编纂出版工作,完成了堪与清朝政府以国家力量编修《四库全书》相比的艰巨任务。

  目前,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颁布实施。《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这部《规划》明确未来十年古籍整理的五项重点内容,即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系统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系统整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回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从事古籍整理的重点和方向是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以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出版项目起,与英、法、俄等国图书馆等合作,用影印复制方式,已出版了英藏、法藏、俄藏西域、敦煌文献等百余册,其中《俄藏敦煌文献》所收为举世罕见的秘籍,所有文献均为第一次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研究。年前,又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努力下,影印出版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因宫内厅书陵部系皇家机构,外界鲜有机会了解,此次选择其中国内缺藏或学术价值较高的66种影印出版,部分地满足了学界的需求。再以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自本世纪初起启动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等出版项目,也极大地满足了学界的需求,推动了甲骨学、简帛学的研究。在未来的岁月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一如既往,紧紧围绕着国家文化战略,以古籍整理重要工程建设为重点,关注新材料尤其是域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发现,重视新技术尤其是数字化出版技术的运用,编辑出版一大批代表国家水平的古籍整理项目,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贡献,尽到古籍整理出版人的责任。

(来源:古籍新书报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