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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部史书、几代学人、一个浩大工程　

1973年春，中国正处在“文革”期间，知识贬值、文化萧条。然而，照片中这批人却埋头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泽被后世。照片上的笔迹为启功先生所题。

　　《史记》升级了！2013年10月，在初版问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正式迎来了其首个修订本的出版。由顾颉刚等人点校的第一版点校本《史记》1959年首次发行，1982年出第二版，截至2013年6月，一共印行27次，发行近60万套。

　　在10月19日这天，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等全球25个城市31家书店，《史记》修订本首发式同期举行。这本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古代典籍的当代修订本，被隆重地推介至公众眼前，而这只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庞大计划的开端。

　　前四史出齐用了七年

　　“二十四史”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构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止于明末崇祯皇帝，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这二十四部史书不仅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也记录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与电脑软件过一段时间就要升级版本，修补bug不同的是，古籍经典的修订是个耗时更巨、远为复杂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中华书局总经理、修订工程工委会办公室主任徐俊介绍。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1997年谈点校本“二十四史”时曾说，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当时都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

　　最近一次的整理“二十四史”，正是在此条件下应运而生。第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从1958年《史记》点校完成到1978年卷数最多的《宋史》点校完成，历时整整20年。

　　这一点校本“二十四史”，聚集了一大批史学名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也代表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最高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是“文革”十年浩劫中少数未被中断的文化事业之一。

　　“二十四史”的系统点校，与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嗜读史书的偏爱有关。50年代初，毛泽东曾经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时表示，《资治通鉴》写得好，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呼吁学界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郑振铎将校勘新中国版“二十四史”视为“千秋的事业”，提议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空前的定本。

　　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古籍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成员包括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寅恪、张元济、陈垣、范文澜、郑振铎、冯友兰、翦伯赞等共8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当时，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在计划中首当其冲。

　　同年10月，范文澜、吴晗复函毛泽东，《史记》、《汉书》等“前四史”先期安排校勘出版，决定于次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点校工作也随即启动。

　　《史记》是这一浩大工程当仁不让的起点。顾颉刚多年前已发愿整理《史记》，抗日战争前已出版标点本《史记白文》一书，但所作“校勘记”在抗战中散失。1954年顾颉刚到北京，他的学生贺次君开始进行《史记》初点以及跑图书馆进行三家注校勘的工作，“因为是顾先生着手在先，所以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顾颉刚《史记》标点本进行体例上的改造。”徐俊介绍。

　　也因此，《史记》点校后期基本由责任编辑宋云彬重做一遍。宋云彬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将精通古籍的宋云彬调至中华书局。因为要赶国庆献礼的进度，宋云彬每天晚上都要超负荷工作到深夜。

　　1959年4月，宋云彬完成全部《史记》校点，9月如期出版。“原来是赶在1959年10月1日前把‘前四史’出齐，可是最终只出了《史记》一种。那时候想得很简单，以为一人分上几卷就可以了，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徐俊说。原计划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前四史出齐已经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

　　“文革”中点校组的铮铮铁骨

　　1972年，崔文印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中华书局，以编辑身份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1966年他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第二年到中华书局，后来就到干校下放，有五六年时间除了“毛选”什么书都没摸。“让我跟着张政烺先生点校《金史》，说实话那时知道一点女真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没写到金这儿呢，怎么办，只能补课。”

　　崔文印记得，70年代恢复点“二十四史”时条件很简陋，图书馆封存，图书得从西郊库房搬过来。“但对于从运动中脱身的学者们来说，有个办公地点能遮风挡雨，有足够照明，就不错了，你就不是臭老九，是个人。”

　　恢复点校工作缘自此前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周恩来当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崔文印看来，毛主席看重“二十四史”点校，姚文元是揣摩了心思。“不过姚文元说老知识分子们闲着无事你想想倒是真的，除了开会参加运动，什么事都干不了，那时候恢复‘二十四史’点校，能做自己专业的工作，远离外头闹哄哄的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像是沙漠里遇到一片绿洲。”崔文印这样告诉南都记者。

　　1971年重新恢复点校工作时，这个工程已经荒废了5年。在点校“二十四史”参与者的记忆中，60年代“文革”前曾有过一段“翠微校史”的美好往事。“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中华书局赵守俨提议，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借到中华书局，此事经中华书局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上报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借调学者包括唐长孺、郑天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刘节、罗继祖等，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冯家昇、傅乐焕等学者。一时间史学界名学者云集。郑天挺当时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刘节是陈寅恪的弟子，是史家云集的中大历史系系主任；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是章太炎的弟子；里面最年轻的是吉林大学的罗继祖，是罗振玉的孙子，家学深厚；聂崇岐去世后由邓广铭推荐被调到北京来继续点《宋史》。学者们陆续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

　　与前四史处于摸索阶段的整理不同，1963年开始点校组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版本对校外，还要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

　　那是风暴来临之前的一段平静期。据罗继祖的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自由得很。伙食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而是单开小灶。工作之余，诸学人或结伴三五，到玉渊潭公园喝茶谈天，或逛琉璃厂古旧书店，访书购画，切磋学问。

　　但“翠微佳话”只是短暂的平静。首先去职点校组的是刘节。刘节因为一生推崇孔子被批判，也因对“阶级斗争”的“过激”言论遭批判：“经过了这么多次运动，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所以，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把政治空气搞得那么紧张。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这位硬骨头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判的教授。而被后来者传颂的是他替自己的老师陈寅恪挨批斗的事。批斗大会完毕，红卫兵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崔文印看来，这些先生们的言传身教是他受益一辈子的财富。他记得，“文革”期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来“四人帮”在北京还搞了一次“考教授”的闹剧。那次考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在考卷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起身，咳嗽一声就走了。“点校组的先生们一边说一边伸大拇指：‘老白真行。’”

　　“白先生这件事给我触动特别大，让我感觉中国知识界还有人，天塌不了。”在崔文印看来，一句“老白真行”，是大家压抑的心声，“那时候万马齐喑，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是那是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那是冒着身家性命的。你并不知道‘四人帮’后来会倒。最了不起是写上自己的名字，好汉敢作敢当。”

　　除了铮铮铁骨，更让年轻人触动的是学者们的治学精神，“翁独健、王仲荦、唐长孺这些人都是大家，老先生营造的氛围，你会觉得你不用功很浪费时间，你看到他们不舍昼夜，那样做学问，你不自觉会受到感染。”

　　崔文印说，那时大家8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启功先生住西直门大乘巷，从西直门内大街走上一段，坐103路公共汽车。阴法鲁住在西郊北大，踩个自行车到西直门，再坐车到中华书局。崔文印记得，“翁独健先生当时住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交通不便没有直接的车，而且翁先生腿脚不便，每次上班都拄着拐棍。到了办公室一坐，烟斗一叼，坐一天。烟斗抽完了也还叼着，投入到那种程度。”

　　“老先生办公室里除了书还是书，调到京城点校的先生有的眼睛不好，工作、休息都在办公室。王仲荦先生的办公室朝北，床在屋里头。”崔文印说，王仲荦先生留在他脑海中的印象这么多年一直是他趴在桌子上写东西的背影。“他的《宋史校勘记》，家属在他抽屉里面找到，这么厚一摞，都是在晚上写的。”

　　“唐长孺先生戴大瓶子底，眼神不好，我们都说唐先生看得到路吗？唐先生年纪最长，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六十啷当岁。启功先生钦佩唐先生学识人品，有时用双手在胸前一拱，口称‘吾兄唐公’。”

　　“启功先生幽默，颈椎不好，一次脖子上戴了一个支架来上班，友人从国外带给他的，有机玻璃的很好看，别人问，您这戴的什么呀，启功指指，这是‘枷’。”

　　“这些人在‘文革’中正是好时候，从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可以说是学术生命最后的火花，十年的光华绽放不了，都扑在点校上了。”

　　1971年后的“二十四史”点校组留下的唯一一幅全家福照片是1973年春天拍的。崔文印记得，“那是1973年春节后，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三楼上拍的，能看到后面民航大楼上的标语‘毛主席万岁’霓虹灯似的。”那时候，借调来的专家都聚集在这里做点校工作。顾颉刚先生平时不常来中华书局，事务都委托白寿彝先生负责。有一天，顾先生来中华书局，听社里传达中央文件。那天除了王仲荦回山东，其他学者基本到全，后来大家说趁这机会合影留念吧。白寿彝先生立即打电话约了在新华社工作的一个学生来拍照，有了这张合影。“这大概也是诸位学者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照片周围的姓名是启功先生标注的。”

　　古籍校勘的时代困境

　　上世纪点校的“二十四史”底本选优、体例恰当、点校精确，成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因为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徐俊以前四史为例，《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则放在了每卷之末。

　　“另一方面，当时情况下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研究成果也仅用了部分。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后，重新启动修订工程，确实非常必要。”复旦大学主持此次修订《旧五代史》的陈尚君教授说。

　　譬如《史记》的这个修订本，即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其中有“世间乙部第一善本”———中国台湾藏北宋景佑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刊本《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校勘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史记》卷五《秦本纪》原点校本‘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认为‘五’当为‘立’字讹误，秦王政二十六年始称皇帝，至三十七年而崩，为帝十一年。这是考史，修订时发现日本藏《秦本纪》古抄本‘五’即作‘立’，于是采用改字出校的方式，考史就变成了校史。主持点校本《史记》修订的赵生群教授举例。

　　此外，数据库时代的古籍点校还有的优势便是计算机。“做古籍整理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点校一部书，到最后总有一些问题是下不了手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文献查不到，无从印证，无从判断。以前查一首诗是否佚诗，最早见于什么书，还见于哪些书，要想尽各种办法查检，有时还得靠运气。现在科技发达，数字化带来的文献索引的优势是当时无法想象的。”徐俊说，当时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读书的积累标点下来，靠自己的学识判断校异同、定是非，综合质量全面深入、处理得体，但细节上难免挂漏。比如一些有版本异文的语词，到底哪一个更接近史文，在同时期文献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现在用数据库检索，大大扩展了采样范围，提高了判断准确性，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较多地能解决了。

　　而一些纯粹技术原因造成的问题现在更容易解决。“《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宗室人名用字多为生造，很多人在史书上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名字只见于宗室表一次。当时铅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话，刻字的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没有用原字。现在造字方便了，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原来的问题。”

　　但“科技解放生产力”面对古籍整理这样的大系统工程还远远不够，两个时代的古籍校勘面临各自时代的处境。“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徐俊总结。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除《史记》之外，修订工程已经完稿的有四种，其他各史，包括篇幅比较大的《宋史》《明史》，都在陆续交稿。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在2015年完成，今年和明年会集中交稿。但正如当下所有大型学术工程面临的问题一样，对出版社而言，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是个问题。

　　“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徐俊表示也理解当下学者们的难处，特别是对于古籍整理这样的“冷板凳”学问而言。

　　对当下的古籍整理学术环境，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点校本《史记》修订的座谈会上谈切身体会。葛剑雄说自己这些年卷到大项目里多，深受其苦，“最早我们老师组织编‘国家历史地图集’，1982年在近代史所开张，到现在刚刚编了第一册，十九个编委死了十个，我是最年轻的编委，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后面是《中华大典》，也是长得不得了，搞到现在还没搞完。”葛教授表示，另一方面学术长项工程，如果要现时现刻盯着结项完成任务，也带来另一问题，那就是学术质量不乐观。“但是你要讲质量，时间实在赶不上。经我手编5000多万字，严格来算至少要看15%到30%，每天不吃饭不睡觉，古籍不是小说，每天能看多少呢？况且现在要找到老老实实肯干活的人太不容易。”

　　葛剑雄的态度是，典籍的整理不是简单进度问题，不是本届政府内就一定要出成果的事情。”有的重大问题有分歧如果不趁着修订的机会去解决，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要说我们看不到，到年青一代都未必能看到再修第二次第三次。”

　　但出版社的苦衷在于，几年前申请的出版项目基金，当时还能做点大事，越往后越做不了事，“那时能做的事，可能过了几年就只能买几个馒头了。”徐俊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