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数不胜数的藏书家中，黄丕烈无疑是杰出代表，他在收书藏书、读书治学、校勘编目及刊刻流布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毕生收藏了大约二百部宋版书，上千种元、明刻本，以及大量旧钞本、旧校本等。凡经他所藏、所校、所刻之书，无不身价百倍，珍若拱璧。

　　黄丕烈生平无声色犬马之好，性喜聚书，每遇善本，不惜倾赀以求。如他在《三谢诗跋》中写道：“顾念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好成癖，遇宋刻，苟力可勉致，无不致之以为快……”（《荛圃藏书题识》卷十“三谢诗一卷”）《清史列传·文苑传》亦云：“丕烈博学赡闻，寝食于古，好蓄书，尤好宋椠本书。”经三十多年搜讨，收获颇丰，藏书富甲一方，而其中宋刻就有近二百种，堪称宏富。因此后人多称“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至允至当。

　　黄氏收得好书，常喜请友人共赏，并请他们赋诗作画。其此类画作很多，如《襄阳月夜图》是为其所得宋刻本《孟浩然诗集》而作，《三径就荒图》乃为其收到宋刊《三谢诗》而作。他还把这些图编纂成书，名曰《得书图》。黄氏还常以奇书秘典名其书斋或以之自号，如他曾得一部毛晋藏宋刻本《陶渊明诗集》，后又得一本南宋刊本《汤注陶诗》，乃名其居曰“陶陶室”。嘉庆七年（1802），黄氏得宋严州刊本及宋景德官刻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遂题其室名为“士礼居”。后又将自己数十年所求的百余种宋本书集于一室，命曰“百宋一廛”。士礼居和百宋一廛是黄氏主要的藏书之所。黄氏之所为，可见其爱书之切。

　　黄丕烈收书素重版本，而对古书版本，首重宋元，次贵旧抄。他有“佞宋”之癖，认为“凡古书，翻刻不如原刻，明刻不如宋刻”（《荛圃藏书题识》卷四“齐民要术十卷”）。他自称“佞宋主人”，又极喜异本，凡他未见之本，哪怕片纸只字，亦视若珍宝，百计纳之。还注重收藏版本之全，故其藏书往往有许多不同版本，且其藏书种类亦丰富齐备，一般藏书家所不看重的天文、术数、堪舆、医家、小说、词曲等书，他一力搜求。士礼居荟萃了明清时期诸多藏书家的收藏，诸如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徐乾学传是楼等之藏书，很多收归黄氏士礼居，黄氏也常常与当时许多著名藏书家互通有无，许多书商也纷纷上门求售。由于长期广收博采，其收藏如溪流汇于江海，终成藏书巨擘。

　　黄丕烈藏书非为藏而藏，他既善收书藏书，又极喜读书，还长于校勘整理。明人刻书，尤其是明末几十年间所刻版本，多粗制滥造，并常将古书中缺失及错误之处依己意修改补充，使古书面目全非，因此人常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黄丕烈对明人刻书的恶习深为不满，如他就曾批评汲古阁刻书“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荛圃藏书题识》卷二“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因此，以“求真”“求实”为宗旨的清代乾嘉学者更加看重版本的选择，在对古书进行校勘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宋本的价值。例如宋代李柽之《伤寒要旨》二卷，世罕传本。黄丕烈原有宋刻本，珍为瑰宝。后于坊间见一《伤寒要旨方》，较之宋本缺《要旨》一卷；再查对书中内容，发现两书所载诸方叙次虽略同，但分量、轻重、多寡则彼此互异，乃知此书经后人改窜，已非原书之旧。两相比较，更觉宋本之真实可宝。

　　然宋刻本毕竟传世稀少，许多书籍是依靠传抄得以流传下来，抄手之态度认真与否以及书法优劣、讹误多少直接影响抄本的价值。在黄丕烈看来，旧抄同旧刻一样错误较少，较为可信。因之，黄丕烈在宋刻之外素重旧抄，提出“无宋刻则旧抄贵矣，旧抄而出自名家所藏则尤贵矣”（《荛圃藏书题识》卷七“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

　　黄丕烈虽认为“书以最先者为佳”，但他对版本价值的评判首先是以其文字内容为标准，其次才着眼于版本的年代。他将古书内容正确与否作为鉴定版本的首要标准，因此他“佞宋”而不“惟宋”，甚至有认为宋刻反不及元、明刻者。故此他提出“书本之善者，不必定以宋元本为可宝也”（《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一“博雅十卷”）。

　　黄丕烈每得一书、读一书、校一书、鉴别一书，总要为之作题跋，将得书之来龙去脉、鉴书之心得体会、校订之结果、版本源流及掌故等记录下来，有些书甚至写下多篇题跋文字。这些题跋是黄丕烈所留下的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对宋版书，必细心研读，精审细校。缪荃孙在《荛圃藏书题识序》中也说：“其题识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言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非《敏求记》空发议论可比。”这样，对于一书的各种版本和不同版本的得失，他都了然于心。黄丕烈一生中为八百多种珍贵古籍撰写题跋一千多篇，嘉惠学林匪浅。

　　黄丕烈所撰写的藏书题跋经后人搜集编纂，有多种作品传世。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潘祖荫为之编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收题跋352篇。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阴缪荃孙又编刊《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二卷，收题跋75篇。不久，缪氏再编集《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收题跋79篇。后缪氏与章钰、吴昌绶三人通力合作，将以上三书重加校订，又从乌程张钧衡适园、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海盐张氏涉园等处抄得一百余篇，合编为《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荛圃刻书题识》一卷，共收黄氏题跋623篇，于1919年由南京金陵书局刊印发行。1933年，吴县王大隆又辑刊《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补收题跋117篇；1940年，他又辑成《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补收题跋74篇。此二录均由由王氏学礼斋刊行。（李万健：《黄丕烈的藏书、读书治学及刻书》，《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这些作品中，黄氏的题跋之作大体齐备，后中华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都曾合编影印出版。此整理本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目题跋系列图书之一种，可为读者了解、研究黄跋提供便利。

　　（《黄丕烈书目题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定价：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