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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诏令集》
记者 李忠 摄
八千卷楼简况
马一浮批校《唐书西域传注不分卷》
今天开槌的2013西泠春拍,首度推出浙江古籍文献专场,集合的正是杭州(钱塘)及浙江周边地区的特色文献、名家藏书,达九十余种。
善本古籍历来是中国文人的“标配”,东晋衣冠南渡以来,江南,尤其是浙江,富而好礼,官方、私家、寺院、坊间的刻书、藏书之风更盛——历史学家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曾有一个统计:清代浙江藏书家,数量竟达到267位。
这回,不妨就以此次春拍压封面的八千卷楼旧藏的《唐大诏令集》,来窥当年浙江文人藏书的一斑。
这部《唐大诏令集》,经由清初藏书家吴焯批校题跋,此后进入过许宗彦、丁丙、周大辅、沈曾植等众多藏书名家的藏书阁,而最醒目的,还是其“八千卷楼旧藏”的经历。
八千卷楼,杭州丁丙丁申兄弟的私人藏书楼,浙江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
丁家祖上绍兴。清兵入关,迁到杭州。丁氏兄弟的祖父丁国典,当年慕其远祖丁顗曾藏书八千卷,把藏书楼题名“八千卷楼”。到了丁氏兄弟掌家,藏书益丰。兄弟二人于是在“八千卷楼”基础上又设“后八千卷楼”和“小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藏善本,有宋元本200余种及其他精刻精抄本;“八千卷楼”藏四库著录之书;“后八千卷楼”藏四库未著录之书,由此更是名声在外。
有关丁氏兄弟,一个流传最广最传奇的段子,莫过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故事。
时光退回150余年,杭州彼时是清军和太平军的战场。1860年-1864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五年间的三次战争,原本商号林立的城街也满目疮痍。1861年底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克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散佚——而藏于北京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三套早已被这群令人匪夷所思的、致力于挑战并摧毁中国文化的妖孽所毁。
杭州人丁丙与兄长丁申正在杭州西郊留下镇避难。
一日丁丙上街买早点,不经意瞥了下手上包裹早点的纸,大惊失色: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丁丙忙问摊主,摊主拿出手边那本随手撕扯的书本,正是文澜阁藏。震惊之下的丁丙开始追索书的来源,丁氏兄弟于是开始了从摊市、废墟中寻觅收购、抄补的历程。
一面,丁丙不动声色地以收废纸为名,骗过太平军,搜集镇子里散失的《四库全书》,另一面,据记载,他招呼几位胆大的壮士,借着夜色潜入文澜阁,搜集幸存的书册加以集中,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最终,丁氏兄弟收集到8000余册文澜阁《四库全书》,计3396种,大约是全书的1/4。
直到同治三年战后重建,书才被运回杭州。
1880年(光绪六年),丁丙主持重修文澜阁,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丁氏兄弟后半生的心力,尚不止于《四库全书》。太平军退去,1866年,左宗棠建同善堂,请对中医内科学极有研究的丁丙,掌管一切医药慈善工作。兄弟二人于是“招流亡、恤难遗、掩忠骨、清河渠、浚湖葑。事少定,急复旧有之普济、同善、育婴三堂……次及救生局、恤灾所、赈粥之厂、栖丐之所……”而杭州的那些古迹,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也在其出资下得以修葺。
一个也许是题外、但颇有意思的细节是,丁丙的实业家身份。晚年他在拱宸桥筹创通益公纱厂,引入意大利缫丝机,并自备发电机,成为浙江有电之始。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年,是丁丙去世第八年。这年,丁氏后人经商失败,亏欠巨额官债,将八千卷楼藏书低价卖给了江南图书馆,只有零星的善本散出。
这批声名赫赫的藏书,于是成为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这年在南京清凉山下创立的江南图书馆最有分量的藏书。江南图书馆日后成为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又成为中国图书馆藏书第三的图书馆,压箱底之一的正是八千卷楼藏书。
吴校本《唐大诏令集》,正是在1907年,被藏书家周大辅揽入怀中。
“诏令”,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圣旨”。
顾名思义,《唐大诏令集》,就是唐代的圣旨汇编。书由北宋宋绶编,其子宋敏求整理。后世研究前朝,这一皇家的官方文章是重要资料之一——比方《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中有一条“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记录了寿王妃杨玉环入道一事,其他史书中多未提及,堪称“独家”。
吴焯,杭州人,清代著名藏书家。吴焯校跋古籍的学问功夫了得,向来为藏书家所看重。
1726年,吴焯开始批本《唐大诏令集》,夜以继日四个月,次年完成,通篇批校、补抄不下数万字,是对唐大诏令最早的研究。校成之日,邀来好友赏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吴校本《唐大诏令集》于1800年到了德清藏书家许宗彦手中,而太平军之乱,许氏藏书被毁于一旦,少数被兵勇卖到市集,而吴校本《唐大诏令集》正是由此幸免于难,被丁丙购得。
这一购入,对此后丁丙校补《四库全书》又起了连带作用——吴校本《唐大诏令集》的首册扉页,粘贴有一张丁丙手书的提要,还有几方鉴藏印,其中一方是“四库著录”印;书里又有几张夹签,注明了“钦定四库”的抄录格式。由此推知,此书还是丁氏兄弟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所据的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