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3-06/21/content_134673.htm

　　2013年5月17日，《检察日报》发表了北京交通大学法律系教师陈明涛的署名文章《独创性判断在著作权法中最难》(以下简称陈文)，陈文认为对古籍进行点校是常规的出版方式，不应具有独创性;如果点校本“二十四史”具有独创性，产生的后果则是中华书局独自享有了原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古籍，违反了著作权法的保护目的。对于陈文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对一部作品的独创性判断不应基于创作手段和创作空间的考察，而是应该从作品的具体表达中去寻找;其次，对古籍整理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保护范围并不及于古籍本身。笔者以点校本“二十四史”为例来说明如何对点校作品的独创性进行判断。

　　首先，古籍的版本差异、古籍内容的错讹、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古籍整理学术标准的要求，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整理者必须投入独创性劳动。特别是古籍整理涉及的底本选择，标点、分段、校勘体例，参校范围、判断和取舍标准，校改尺度等都需要整理者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

　　其次，在寻找点校本“二十四史”独创性表达时应遵循整体比对的原则。应当将点校本的表达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不应将标点、分段、校勘这些具体表达人为地割裂开来。当点校结果被运用到古籍全文以后，由于起到承上启下的有机作用，与古籍的全部内容融为一体。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所形成的关联具有独到之处，这时才能够反映出整理者独立创作的特点。

　　最后，点校本“二十四史”独创性具体体现在，整理者通过对整理体例的独特设计，组合运用标点、分段、校勘等手段，使古籍“二十四史”得以为现代人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凝聚了整理者创造性的判断和选择。因此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独创性就体现在整理者对体例的独到安排，以及如何考证、选取历史事实，并且按照整理者的判断对这种选择进行独创的组合、编排之上。对古籍“二十四史”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进行文字校勘的判断、选择和编排，通常会受到整理者个人知识水平、文学功底、史学知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及客观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整理者独创性思维的体现，也是区分不同点校作品的关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内容包罗万象，此时加注标点，无异于整理者在翻译古文。因此对于“二十四史”而言，标点整理已经成为古文今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观点认为:古籍的点校结果应是趋同的。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否认点校作品具有独创性。事实上，对古籍的点校不是一个机械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像产品设计那样表达出整理者的某种思想或者设计、安排的过程。因此趋同只应该是在追求恢复古籍原貌原意上的目标趋同，而不可能是具体点校结果的趋同，更不会是整理者在判断和选择上的趋同。客观上针对同一古籍的不同点校作品之间必然存在表达上的差别，这种体现了整理者个性特点的差别是无意识的，是受到整理者自身知识水平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体现出来的客观结果。

　　如果说陈文提出的古籍点校不具有独创性观点是由于不了解古籍整理与古籍整理作品，那么其认为中华书局将进入公共领域的古籍“二十四史”独自享有的观点，则是对著作权法律的曲解。

　　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取决于受保护作品的具体类型。由于古籍“二十四史”已经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实施著作权保护，范围不包括古籍“二十四史”本身。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进行著作权侵权判定时，会将单纯的思想、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元素、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等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这已经是著作权法律的常识。因此，古籍整理作品享有著作权与他人自由使用古籍并行不悖。中华书局维护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著作权，并非对古籍“二十四史”主张权利。中华书局从没有对古籍进行垄断，也没有限制他人对点校本“二十四史”进行学术利用和研究，更没有阻止任何人行使对古籍“二十四史”进行独立点校的权利。

　　清代学者段玉裁指出:“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由此可见，古籍整理工作具有艰巨、复杂、长期性的特点，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

　　当年，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这些公认的断代史各学科的大学者们:顾颉刚、陈垣、唐长孺、宋云彬、孙毓棠、王毓铨……无论如何想不到，以数十年之功完成的点校作品，竟被侵权盗版者说成谁都可以为之，甚至电脑都可以代劳之事。对史学前辈的如此轻贱，令我辈情何以堪!同时，让笔者忧虑的是，由于普通读者阅读古籍整理作品时缺乏鉴别和校勘的条件，对于质量低劣的电子及网络产品无法做到有效识别。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劣本淘汰善本的危机。

　　套用足球界的一句名言:著作权无关生死，著作权高于生死。

　　(作者系中华书局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