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供图）

　　寻访编纂先后十七年，编辑出版又三年余，经过数代学人、出版人二十年的沉潜摩挲，辛勤努力，著录177107中国古籍种的《中国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五部57 类，凡26巨册终于面世了。今天，我受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双方领导班子的委托，代表出版方来谈谈感想。首先，要感谢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这项有史以来中国古籍目录学上最宏大、最全面的出版项目交给我们两社，感谢以杨牧之先生为首的《总目》工委会、以傅璇琮、杨牧之先生为首的编委会，对出版工作的切实部署与大力支持，感谢承担各部类编纂任务的国家图书馆等十一家大陆图书馆以及台港澳、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相关图书馆的通力协作，感谢参与编纂审读的数十位著名专家学者的高明睿智，感谢中华、上古承担编辑出版工作的数十位员工的尽心尽责。自然也不能数典忘祖，要感谢为《总目》的完成提供了丰厚历史积淀的历代公私藏家、文献目录学家承先启后的耕耘。这么多感谢，本身就显示了《总目》编纂的一大特色。中国大型图书的编修，历来就有官修与私修两个传统。《总目》编纂的组织形态体现了这两大传统各自优势的结合，可以归结为：国家规划，高层决策；学术为本，专家负责；打通学界、图书馆界、出版界三界畛域，汇集海内外各科学术英才于一队：磨砻切磋，精益求精。这应当是作为百年大计的国家级文化出版工程的一种能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而卓有成效的组织形式。而由此所形成的工作流程：“编委会组织专家审订，分卷主编参照专家意见修改以形成定稿，编委会委托专人统一定稿，编委会委托专人及出版社审读定稿”，以及出版流程中，出版社前期介入并与各部类主编、专家反复互动的配合形式，应当能为大型国家级出版项目的具体实施，提供有益的经验。

　　《总目》出版学术上的意义，在本书总序与编委会的发言中已经作了很好的总结，不再一一赘述，这里仅从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角度谈一点看法。

　　文献目录学，作为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最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新文献的发掘与清理、编目，百年来，由历史学的“两重研究法”起，不断地发挥着扩大学术视野，丰富甚至转变学术视角，调整学术向度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文献目录学的开拓创新为依托，所谓视角的转变，就会变成无根之木。海外汉学的引入，常常会使我们眼前一亮，然而仔细辨析那些优秀的海外汉学著作，便会发现，无论是日本的，还是欧美的，其观点的创新都是以大量的新资料或者被轻忽的旧资料之重新发掘作为研究起点的。因此为学界提供具有国际性视域的文献资料，乃至各类资料的集成、编目，是当前学术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目前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古籍整理规划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这是出版界与学界的福音；然而轻视文献目录学的现象还广泛存在。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高校不将文献整理作为学术成果，殊不知一部高水平古籍整理或文献目录学著作往往包含着十来篇乃至数十篇专题论文。因此，我们呼吁，要在整个学术界、出版界建立起高度重视文献目录学的共识，并制定出相应的考评制度作为保障。

　　文献目录学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书目著录，而且具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一部好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就是一部学术史纲要，而这种学术性，主要体现于它的编录视域与内在逻辑上。

　　《总目》在大构架上，弃用通行的二十二类中图分类法，而坚持采用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基础上形成的五部分类法，是一个明智而且科学的选择，因为唯有四部或五部分类法，才能确切反映中国古代图书学的学术观念与各部的内在学理联系。然而沿用了千百年的四部分类法又非一成不变的，历代文献目录学家，对部下类属设置的调整增删，其实反映了各个时期对文献资料的视域拓展与学理深化。这是一种在传承中发展的过程。而《总目》在这方面做了极其有意义的拓展，细研《总目》各部的类属设置，可以看出它是以《四库全书》与《丛书综录》的设计为主，广取诸学之长，并有所创新的。比如经部将《尔雅》类由“小学类”析出，独自成类，以与易、书、诗、礼等并列，这不仅合理地还原了《尔雅》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小学作为经部的有机分支，给出了溯源性的梳理。又如史部不列正史类，初看似乎过于大胆，然而细研会发现，在丛编之属中录有二十四史，而在通代之属、断代之属中又分列有二十四史中相关书目。也许看不到正史类，会有些不习惯，然而细思，这种编录法，是一种打破官修私修畛域，而以史法为断的更合理的方法。又如子部增设新学类，史部将方志类从地理类中析出，将原属集部的“咏史之属”纳入史部的史评类，且广汇收录新发掘而已成书的简帛金石资料；在总体架构上更将丛部与前四部的丛编相区分，都反映了对近三百年来学术观念发展的深思熟虑。限于时间，我不能在此细析《总目》在构架上的学术创新，然而，我建议，《总目》编委会宜将这方面的思考、创获全面地总结一下，写一篇大文章，这必将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份珍贵财产。

　　《总目》电子资料库的建立是又一项值得称道的收获。这不仅极大地便利了规范著录体例，尽可能地避免了前后重出、歧异，而且标志着古籍整理这一最为传统的出版样式，已开始与数字化的新潮流接轨。在我看来，大中型资料、工具书，其纸质载体为电子载体取代或大部分取代，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将是首当其冲者。据知，境外图书馆已开始少购甚至不购大型资料，而境外出版社如新加坡圣智图书公司、英国世哲图书公司等在大型资料的数字化方面已取得惊人成就，并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经营模式。国家古籍规划整理领导小组已充分注意到这一趋势，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立专项，大力支持。然而有关出版社的应对准备显然不足，立项甚少，已立项的进展缓慢，因此《总目》的电子数据库的建立弥足珍贵。建议应尽快在此资料库的基础上，完成《总目》的电子版、网络版，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使古籍整理这一最传统的出版产业经受新科技的洗礼而愈益壮大，流传久远。

　　共同承担《中国古籍总目》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上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此，我代表上古向我们业界的老大哥再次表示敬意，并祈愿我们两家在共同的事业中有进一步的合作。

　　《中国古籍总目》各卷出版情况：

　　经部 2册 中华书局 2012年7月出版 （15144种 157万字）

　　史部 8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66502种 631.4万字）

　　子部 7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12月出版 （38298种 484.5万字）

　　集部 7册 中华书局 2012年7月出版 （54889种 460万字）

　　丛书部 2册 中华书局 2009年10月出版 （2274种 17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