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村上哲见，在战后的日本，单枪匹马开创了词学研究的基业，如今新成立的“日本宋词研究会”，全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构成。

　　其代表作《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创文社1976年）、《宋词研究：南宋篇》（创文社2006年），被誉为“日本词学史的两座金字塔”，其内容被概括为“村上词学”，是日本汉学的新兴范式之一：继承了中国近代词学的发展方向，以辨析诗词异同为中心观念，以考证为基本手段，以精细的作品分析为特长，以作家研究的推进为成果表达方式。

　　《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杨铁婴译本，《宋词研究：南宋篇》则未有中译本。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村上教授的意愿将两书合为一册，前半用旧译，后半请复旦大学中文系邵毅平教授译出，总名《宋词研究》。

　　本报所刊两文均为序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词学本流的回归（日本）　内山精也

　　《宋词研究——南宋篇》的刊行，不光满足了宋词研究者长期以来的期待，推而广之，这样的期待者还包括宋代诗文的专攻者，以及乐府、唐诗、元曲的专攻者。

　　《南宋篇》由正文五章、附论三篇，加上附录构成。第一章为综论，开宗明义说，南宋词继续了北宋词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流派：一是官僚文人扎根于现实的日常生活，对所处现实而作的词；另一个是非官僚的专业文人追求精致的表达和典雅幽远之境地而咏出的、唯美主义性质的词。村上氏进一步把前者概括为“现实派，士大夫词”，把后者概括为“典雅派，文人词”。这是为了弥补从前经常陷于“豪放”、“婉约”二分法的词论的缺点，而提出的新的分派方案。第二章《辛稼轩词论》，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辛氏的经历；辛词的各种面貌；历代选本对辛词的评价。第三章《姜白石词论》，再次提示了第一章《综论》对南宋词人区分的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首先确认姜夔为南宋最早的“典雅派”文人。接下来，从三个方面对姜夔作具体的论述：生平和著述；与周邦彦、吴文英的差异；历代选本对姜词的评价。第四章《吴梦窗词论》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经历；別集的版本系统；交游关系与词创作；音乐上的素养；与周邦彦的继承关系。从第二章至第四章，是以中国近代词学中各自获得甚高评价的三大家为对象的三章，相对而言，第五章所探讨的周密，据村上氏的介绍，直到今日犹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村上氏强调，周密是一个绝不逊色于辛、姜、吴三家的词人，他的周密词论从三个方面展开：周氏的家族、经历和词集；早期的词；晩年的词。

　　《南宋篇》所使用的方法，与《唐五代北宋篇》大致相同，都是村上词学的基本型态：以考证为基轴的实证性作者论。尽管如此，读完两书后，大概读者很少会有类同之感。一言以蔽之，《唐五代北宋篇》的明快程度，在《南宋篇》中多少有些下降，代之而起的是更为复杂和难解的印象。那原因当然不在研究者村上氏一方，而在于《南宋篇》所论述的对象，南宋词人及其作品的性质与北宋不同。

　　《唐五代北宋篇》所论的词人几乎都是士大夫，按《南宋篇》提示的分类标准，其作品大半属于“现实派”。除了传记资料留存较多外，总体上说，作品内容也单纯易解。然而，《南宋篇》所论的词人，除了辛弃疾，就都是非官僚的职业文人，他们的传记资料既少，作品的表达方式也含蓄难解。因此，把他们作为考证对象，无论在作家论还是作品论方面，都包含了很大的困难。其结果，便是令《南宋篇》有了更为难解之感。

　　不过，南宋的“现实派”词人，本书虽只讨论了辛弃疾一人，但此外还有李纲、张元幹、陈亮、刘过、刘克庄等大量存在，数量上绝不比“典雅派”词人少。如果《南宋篇》更多地选择他们来讨论，我们的读后感肯定会有很大不同吧。但是，村上氏最终没有采取那样的结构，而是以三对一的比率，更多地选择“典雅派”词人来探讨，这无疑是将一直延续至近世、近代的中国词学史全部纳入视野而作的决定。近世、近代的词学观，若择其主导方面而言，乃是以“典雅派”为中心构筑起来的。而在笔者看来，村上词学所指向的目标，就是直接连续现在还命脉未绝的中国词学的传统。因此，《南宋篇》以“典雅派”词人为研究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结果。

　　虽然增添了几分难解，但重要的是《南宋篇》包含了许多新颖的见解，这种种新见，将与《唐五代北宋篇》一样，再度返回中国词学的本流，而引起巨大的波澜吧。我也急切期待着它的反响。

　　日本当代词学的引领之作

　　王水照

　　村上哲见教授是当代日本词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他的《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1976年刚问世，立即得到学术界热烈的反响。这是日本第一部正式的词学研究专著，以其见解精当、论证严谨、取资丰赡，对日本继起的词学研究发挥着引领的作用。不仅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提供了一个样本，而且促成了日本词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发展。村上先生此书，在缜密考辨过程中蕴含着几个重要的学术观念，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诗词贯通观念。村上先生在《自序》和《绪言》中反复强调，“词”作为以抒情为主的韵文样式，同“诗”“在根柢上有相通之处，在现象上也有多种多样的交错”，对那种“把诗与词当作彼此分立的文学样式的传统认识而缺乏综合地理解它们的观点”，“我感到不满”。他把诗词贯通的观念作为他“研究工作出发点上的基本想法”。词在发生阶段乃是配合曲谱演唱的歌词，然而，随着文人词的演进和与音乐的日益疏离，词成为一种以抒情为主的长短句格律诗，因而应该从诗词审美的统一性上去研究。他论证唐五代词向宋词转变的标志，是从“超乎一切的具象性”，即抽象的忧愁和悲伤等情感本身，转而为抒写“日常生活体验的题材及其中的感怀”。他论苏轼词的特点之一，是超越以前词人所沉溺的感伤，而以“一种悠然静观的姿态或者一种仿佛人生达观的态度构成了它的基调”，这与吉川幸次郎先生在其名著《宋诗概说》中论述宋诗“日常性”、“悲哀的扬弃”、“平静的获得”诸特征一脉相承，都表示出在同一文学审美趋向影响下词与诗的接近。但是，词与诗的同向运动，并不是简单的重合和同化，而是一种矛盾冲突的过程。村上先生在论述苏轼“以诗为词”时说：“词为了同诗诀别而成为独立的样式，曾不得不尖锐地提出将其异于诗的独立性加以纯粹化问题。但是到了北宋中期，词作为与诗不相同的文学样式，已经在人们的认识中赢得了地位，因此词朝着重新接近诗的方向扩大其领域也成为可能的了。最极端地，并且以优美的形式实现这一点的，可以说是东坡吧。”就是说，“以诗为词”是以词“别是一家”为前提的，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词学概念原来是可以统一的。词的正变问题或本色、非本色问题是历史上长期聚讼的一桩公案，村上先生在诗词综合贯通的观念指导下所提出的新思考，似已为解决这一公案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二，历史发展观念。村上先生评论词家，绝不把他视作孤立的封闭的存在，而是紧密联系整部词史的发展来确定其历史地位和个人特点的。在北宋词坛上，他突出张先、柳永、苏轼、周邦彦四家，就是颇具史识的选择。他认为，“由唐五代词向宋词的实质上的演变是在北宋第四代仁宗朝（1022 —1063）”，其时词人“以晏、欧、张、柳为著名，但从转变来说，以张、柳更值得注目”。张先在中国词学界历来并不引起特别重视，村上先生的论析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他说，张先虽然算不上第一流的词人，但他的词“常常以官僚文人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以其生活体验中的感怀为主题，以较为平淡的意味为主”，突破了唐五代词的“超乎一切的具象性，而企图写出忧愁、悲伤等情感本身，就是说是纯粹的情感世界”，实是一位由唐五代词向宋词发展过程中的转捩性词人，“应该和柳耆卿一起给予极大重视的作家”。他把苏轼词分为四个时期：习作期、独立期、成熟期、余响期，前两期也是以接受或超越张先的影响为标准的；他指出，熙宁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已经形成了以张子野为中心的爱好词的文人社交界”，这个观察也颇新颖独到。

　　村上先生不仅从词史的演变来确定词人的地位和特点，而且又从词人的地位和特点，来论断北宋词坛的发展脉络。两者交互辉映，相辅相成，形成一个颇为严整、循环互释的论证结构。

　　历史发展的观念和诗词贯通的观念，是作者治学所秉持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种方法交互融汇，有助于另辟蹊径且更具说服力。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是词学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异说蜂起，莫衷一是。村上先生从“词”的字义和其内容的历史演变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细致地梳理出“词”从文辞、歌辞到韵文的一体的嬗化过程，阐明了大致在北宋中叶左右，“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认识已经成立，并已被固定地称为“词”了。他还用比较方法从文学形态、社会政治等方面论述词与诗的关系及其差异，从韵文之一体即文学样式的视角对词的发生学问题作出另一种解读，是富有学术意义的。

　　第三，雅俗价值观念。村上先生有《雅俗考》一文（见《中国人的人性之探究》，日本创文社，1983年），详细论证了“雅”、“俗”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演化。他又在《六朝唐宋的文学艺术论的综合研究》一文（中译文见《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中提出，对于“雅俗”这一对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今后一方面要继续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要“用上述新的观点对各种体裁、各位作者、各部作品等等的个别研究，重新进行认识”。他的词学研究正是部分地实践了对这种“新的观点”的运用，这在本书论柳永时更为突出。他指出，柳词中同时存在“雅”、“俗”两类作品，首先跟他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即其两大中心主题：艳情属于“俗词”，羁旅行役属于“雅词”；其次跟他的经历有关：羁旅实质上是宦游，柳氏48岁中举入仕，因而“雅词”大都是晚年所作。这就清理出柳词意境的扩展同他一生生活、思想变化的对应性轨迹。

　　以上是我当年初读《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时的粗浅心得。有了这份心得，我自然迫切地等待此书后续《南宋篇》的出版，还当面向村上先生提议，一俟续篇完稿，希能在中国出版一部全译本，以嘉惠学界。十年一剑，反复打磨，终于在2006年收到村上先生寄来的《宋词研究——南宋篇》，今更收到此书中文译本，快何如之！

　　（《宋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