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出产的丝绸举世闻名，其中，又以工艺复杂、图案丰富的织锦最能体现时代技术和艺术风格特点，因其贵重，时人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唯尊者得服之”（刘熙《释名》）。中原地区最早、最传统的织锦为平纹经锦，早在辽宁魏营子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已经出现，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也发现不少此类织锦。

　　自汉通西域，中原的织锦源源不断地被运上丝绸之路，来自中土的丝绸被剪裁成了具有西域本土风格的服装，由此形成了西锦的初步面貌。汉晋之际，随着中原织锦大量进入今新疆等西域各地，这一地区的丝织技术产生了巨大变化，技术也有所进步。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云气之中分布着立鸟、羽人、身带豹斑的辟邪、神鹿和猛虎等神兽的云气动物纹样在西域出土的织锦中多有体现。从新疆尉犁营盘墓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甘肃玉门花海墓地出土的魏晋时期的织物来看，东晋十六国时期，新疆地区已有养蚕和丝织生产，并开始流行以绵线为经纬织成的平纹纬锦，其设计风格很大一部分即明显来自汉式织锦。到了北朝时期，西域织锦风格一变，开始采用平直的丝线织造，纹样则可看到更多来自西方的波斯元素。如行走翼狮、莲座双翼树纹等纹样都是波斯艺术的常见主题。

　　4 —5世纪，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的各种织物设计图案开始影响内地的丝绸设计，锦上所见胡风更显炽热，来自西方的各种纹样题材，如羊、鸟、象、狮子等各种动物图案，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新月纹样，以及深目隆鼻的胡人骑射、饮酒等形象，在当时的织锦、刺绣、织绮等各类丝绸文物中都可以看到。此外，一些具有异域风格的建筑和花卉纹样也十分引人注目。粟特织锦在当时的广泛流行，说明了当时织锦上的胡风极盛，这一点，从敦煌文书中出现“番锦”与“胡锦”的记载也可见一斑。

　　隋唐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域的纺织文化进一步被中原文化消化和吸收，以隋代何稠仿制波斯织锦为端绪，以比粟特锦更为精致的唐系联珠纹锦为延伸，以陵阳公样，即陵阳公窦师纶开创的将典型的西域团窠联珠环内的动物纹样与具有中国审美情趣的花卉纹样完美结合的织锦纹样为高峰，中国丝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唐新样。这一时期，中原织锦的平纹经锦开始向斜纹经锦转变，织造技术则开始采用四方连续纹样进行设计，团窠、团花纹样和卷草纹样开始大量出现，成为大唐纹样的最华丽乐章，也是中国丝绸图案的一大转折。

　　从张骞凿通西域时的汉锦西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织锦上的胡风氤氲，再到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大唐新样，我们或可从一方方织锦文物中，感受到中国丝绸中或浓烈或淡静的胡风，也深刻体认中西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糅合轨迹。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 —8世纪）》一书，集合了东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界的专业研究力量，精选了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积淀了胡化风格的丝绸文物——主要是织锦，少量为绮、绫和刺绣，约60余件，研究其类型、纹样的题材和设计方法、织造的技术特点，勾勒出丝绸之路上织物发展的过程。全书采用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书中一方方精美绝伦的织锦，多为魏晋至隋唐间的文物，极为罕见。其中或强烈或淡静的胡化风格，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胡化题材，默默沉淀，耀眼夺目，仿若在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再次向世人表明，塞上驼铃、大漠孤烟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古时期中西贸易的主阵地，更是中西文化双向汇流的孔道。

　　（《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 —8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2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