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江西星子县横塘乡宋墓中出土《邵尧夫先生诗全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据石刻《宋故陶公提干堂长圹中记》，墓主陶桂一，南康军星子县人。历任武冈、南康军学教授、白鹿洞书院堂长，卒于景定二年（1261）。两书为墓主生前所挚爱，后作为殉葬品。最初为开沟挖土的农民所获，以草木灰吸干水分，置于厨房烟囱旁，得以未朽。1982年由星子县文物站收藏，因缺损粘结，1985年送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装裱修复。两书堪称价值连城的海内宋版孤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2008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江西省七种古籍入选，其中即列入两书。

　　2011年经论证申报，两书喜获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现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影印注释出版。曾沉睡墓中700年之久的宋版馆藏文物终于化身千百，以崭新面目走向学术界，让文献研究者和博雅好古的收藏者为之眼亮。

　　邵雍（1011—1077）字尧夫，人称安乐先生、百源先生。久居洛阳。奇才盖世，人品峻洁。名流学士如富弼、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都很敬重他；司马光待之如兄长。嘉祐间诏求他出来做官，他坚决推辞。卒谥康节。后人尊称“邵子”。著有《皇极经世》《击壤集》等。其学问精湛，融会贯通。他根据《易经》关于八卦的解释，创立象数之学，又称先天学。

　　邵尧夫喜饮酒吟诗，“兴至辄哦诗自咏”。《四库提要》以为“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历代有人喜爱其诗，南宋大诗人辛弃疾有《读邵尧夫诗》云：“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元代虞集早年斗室攻读，书“邵尧夫诗”，将书室题为“邵庵”，被人尊称邵庵先生。邵尧夫诗形成“击壤体”，仿效者又形成“击壤派”，是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流行宋、明数百年之久，在日本也颇有影响。

　　邵尧夫以诗言理，然不出于勉强，更有不少咏史诗阐述他对历朝兴废的看法、对历史人物作用的探究。其中《观大棋吟》《经世吟》等均为咏史诗长篇巨作，为中国诗史所罕见。写景诗数量也不少，无论是出游山水还是居家即景遣兴，都可见他对四时物象观察的细致，更有部分是借景发明其理学观。还有些咏怀诗，写他安贫守道的生活状态，辞官不做的决心，对名利的鄙夷，及对世态人心的看法。还有一部分为唱和诗，表达他对友人的尊敬、感谢、劝诫，更多的是自述心迹与行止。其诗集中不少箴言直指人心，即便在今天，对人们认识人生与社会，仍有相当的意义。从文学史方面来看，其诗学观、诗的文学价值，以及“击壤体”的形成，都大有研究的必要。

　　两种诗集，其中《重刊邵尧夫击壤集》的正文目录下标明“内集敬室蔡弼重编”。此集为七卷219首诗，45页；《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为九卷328首，61页，卷五比对目录缺2页7首。两种诗集共收诗547首，经对比，有20余首重复，但诗题与文字稍有不同。

　　与后来的明本相比，此两宋版诗集中有的诗题与明本相同而诗并不同；有的诗题不同，而其内容相同。经反复比勘，还有明本所无的28首佚诗。其中《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有佚诗16首，蔡弼重编《重刊邵尧夫击壤集》有佚诗12首。稍有研究的人或许有两个疑问：一是两种书的诗较明代以后所刻本总量要少些，却为何称全集；二是为何28首诗不见于明本。

　　关于两书的版本，九江市图书馆吴怿先生认为是南宋刊本，他说：

　　《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卷五《争让吟》一诗有“桓文争以力”，在《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卷一《三国志》一诗中有“桓相鼎峙震雷音”，另在卷六《代书友人》中也有“尚无闲地可盘桓”诗句，这三诗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桓”字末笔为缺笔。这是为避宋钦宗赵桓讳的非常用法。考宋钦宗赵桓为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在位期间1126—1127年，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便发生在此时，北宋结束，南宋开始。可以确定《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刻版于1126—1127年或在此后。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在《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卷一中《观大棋吟》（《四库本》、毕亨本作《观棋大吟》）中，“可嗟桓彦范，不杀武三思”中的“桓”字，却不避讳。这样我们对于《重刊邵尧夫击壤集》版本有了新的认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应当成为早于《诗大全集》之前，也就是在1077—1126年之间，而《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为1126—1127年或在此后所编刻，并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补版后，作为子集同时刊印。综合所述，本书应为南宋时所刊刻。

　　然而这一观点还有疑处。《四库提要补证》载《击壤集》还有三种版本，一为毛晋本，一为元椠本，一为北宋本，云：“杨氏《楹书隅录》有北宋本十五卷，谓此本作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还有治平丙午中秋自序，编次与各本迥异，序后有蔡氏弼题语一则。盖由公手订二十卷本，重编为此本，《龟山语录》所称‘须信画前’云云一联，此本在卷十二中。”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还提供了一条线索：“《续录》云：‘黄丕烈有不全宋本，宋蔡弼子蔡子文刊本，题《康节先生击壤集》，分内集，与世行本迥异，十三行十二字。’”这个不全宋本，与《四库提要补证》所说的《击壤集》三种版本，今俱不见著录于《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能均已佚。清末叶德辉所撰《书林清话》“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一节最后有：“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治平丙午（三年）刻邵子《击壤集》十五卷，见《杨录》。”《杨录》应即杨氏《楹书隅录》，蔡子文当为蔡弼之字号，敬室当为斋号。如此则可推断，《击壤集》最早刊于邵雍在世时，为宋治平三年（1006）邵雍自定本，邵雍自序即作于此时。墓中出土书既曰“重刊”，应是蔡弼在他初刻后不久，又翻板重刊了一次，而且少量诗中他还作有校语。同时还刊刻了《邵尧夫先生诗全集》。说全集并无不妥，因为当时他所搜集的必定是他所见得到的邵雍所有的诗。其编排也与后来的明本《击壤集》“迥异”，大不一样。所以笔者推断，墓中出土的版本应在元丰年间（1078 —1085）或稍后。

　　邵雍去世后，其子邵伯温在元祐六年（1091）重又编集刊印了《邵尧夫击壤集》二十卷，加入了蔡本之后的邵雍晚年作品，共收诗1118首，很多诗题均加上了“吟”字，可见重新整理的功夫。以后明本多源出邵伯温本。这也就是明本较宋本要多出五百多首的原因，也是后来明本诗题与蔡本诗题同而内容不同、或诗题不同而诗相同的原因。这也是28首佚诗为邵伯温编《击壤集》所无的原因，或被邵伯温所删，或是邵伯温所未见。如此则前所列疑问均可迎刃而解。

　　南宋绍兴间成书的《郡斋读书志》，著录《邵尧夫击壤集》二十卷，并说“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盛行于时”（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10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当是指邵伯温编集本，但也说明在北宋时，邵雍诗已有不同刊本而盛行。此书明本主要有：明初张蓉镜、邵渊耀刻本《伊川击壤集》、明正统年间《道藏》太玄部，又见于《道藏辑要》星集，成化十一年毕亨刊本二十卷，至清代，还有四库全书中的《伊川击壤集》河南巡抚采进本。毫无疑义的是，凡二十卷本的《击壤集》均出自邵伯温本，诸本文字差异甚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历刻本无从得窥。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宋墓中出土的书，与邵伯温本系统无关，如此两书的版本、校勘、目录诸方面的意义也因而凸显。

　　这两种诗集应是福建建阳一带的刻本，因为蔡弼即是建安人。两书均蝴蝶装，麻纸。《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书框高19 —21厘米，宽13.5 —14厘米，左右双边，半页12行，行20字。《邵尧夫先生全集》板框格式行款大略如前书，唯左右单边。字刻勾勒遒劲，有欧柳笔意，墨色清晰，刀法精良。目录中各卷头有黑鱼尾，板框之间宽3分，上下有细黑鱼尾，白口。《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卷末有篆体字“德”印记。书原有封面，惜已毁坏。无论是从书籍的装帧形式，还是刻工文字风格都保留了宋代文化风格，尤以《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前三卷最为突出。此集是经过蔡弼校勘过的本子，如《观大棋吟》：“好胜心无已。”下有双行小注：“已亦作厌”。“财利激于衷”，注：“激亦作蔽”。《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未经校勘，有些错误，与明本相比，很多诗题无吟字。《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卷七正文目录题为《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卷九，卷末亦相同，搞错了书名，从这一错误可以看出这两本书之间存在关联，否则不会将两本书名混淆，这两本书应当是后来同时同地所刊刻。《重刊邵尧夫击壤集》是《诗全集》中的一部分，而又不失其独立性，两者共同构成《邵尧夫先生诗全集》整体。

　　关于其校勘价值，蔡本由蔡弼本人重刊时作了校记，这些校记，保留了当时底本与校本的异文，后来的明本、四库本、道藏本均无此校记，由此可知当时邵尧夫诗集就有不同的版本，也可见宋人对校记的重视，十分宝贵，此次出版均依原样的位置附在校注本中。今以墓中出土的宋本来校后世通行本，意义也十分重大。笔者曾撰《宋墓出土的两部邵尧夫诗集》（见《文献》杂志1988年第4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93期），以明刊成化本对校，异文达三百多处。认为明本的一些刊刻错误，或以字形笔画相近而误，或增减偏旁而误，或更换偏旁而误，以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而误。还有的双行小注，为明本所无。当然也有宋本的文字不如明本处。

　　在文字学上，两种宋版书也有其价值，一是可作避讳学的研究；二是有的异体字写法与通常的异体字不同；三是诗集中可见在宋代就流行的一些简体字、俗体字，如“遷”作“迁”，“國”作“国”，“興”作“兴”，“吳”作“吴”等。此次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两书，以宋版书为底本，以明初张蓉镜刻本、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四部丛刊》本、道藏本参校，校记多达3000余条。由于墓中出土的书有不少残缺字，此次整理，凡缺损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以明本校出以补充，在字外加框以标示。可贵的是，也有30首诗是明代以来的邵集所无，这次整理一一加以标示。每首诗就其僻典、历史事件、地名、人名加以简注，并有说明以帮助读者了解大致的诗意。

　　（《宋版邵尧夫诗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定价2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