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研究”卷，收入道静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通志馆任职期间撰写并发表的《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图书馆协会十二年史》、《三个收藏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籍的目录》、《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日报》、《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著述，以及发表在《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中的62篇文稿。这是道静先生研究上海历史的开拓性成果。从这些上海文化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道静先生长于版本目录之学、精于考镜源流之术的深厚功底。

　　“古农书辑录·农史论集”卷，收入道静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辑录、校注的《种艺必用》、《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甘薯疏》、《农遗杂疏》等古农书，以及《梁为周氏族报植粟之优良品种说》、《山东的农学传统》、《读〈四时纂要〉札记》、《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朝鲜汉文农学撰述的续集》等古农学研究著述。在这一卷中，除可见道静先生“玉石一般闪闪发光的文献考证”和“又融和了近代西方欧洲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学术风格”（日本古农学史学者渡部武语）的古农学史论著外，更可见道静先生精深的古农书辑佚成果。

　　“梦溪笔谈校证”卷，收入道静先生撰成并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梦溪笔谈校证》。这是道静先生在中国古代科技史和古文献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道静先生创造性地把古人用于经籍的笺注方法运用于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笔记。《梦溪笔谈校证》问世后，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与赞誉：“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中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名了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师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便是《梦溪笔谈校证》”（《抄校讽诵六十冬》）。顾颉刚盛赞“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胡适读后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法、英、日等国学者均给予极高评价。这是道静先生在我国古籍整理领域树起的一座丰碑。

　　“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正稿”卷，收入道静先生撰成并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新校正梦溪笔谈》，以及由道静先生另一弟子金良年依据先生遗存的笔记等资料整理的《梦溪笔谈补证稿》。这是道静先生在《梦溪笔谈校证》基础上对“梦溪学”研究的深入之作。

　　“沈括研究·科技史论”卷，收入道静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由严敦杰、阮芳赋以及吴佐忻等协助辑录的沈括佚著，撰写并发表的《沈括科学成就的历史环境及其政治倾向》、《沈括在古农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沈括军事思想探原》、《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沈括的摩崖题名及法帖翰墨考》等沈括政治、军事、自然、科学思想与成就的撰述，以及若干科技史论文稿。与“古农书辑录·农史论集”卷一样，这一卷著作，既显道静先生辑佚功底，更见道静先生考证笔力。

　　“古籍整理方法与古文献研究”卷，收入道静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撰述的《校雠学》、《公孙龙子考》著作，辑佚的《熙宁字说》稿，以及撰写并发表的《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科技古籍整理机构刍议》、《〈中国丛书综录〉在目录学上的重大成就》、《版本学的概念、理论与实际》、《校雠学的概念、理论与实际》、《方志遗产的目录学总结》、《〈道藏〉的版本和利用及其前景》等古籍整理方法与古文献研究的撰述。这是道静先生对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从方法到实践的贡献。其中的《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系道静先生弱冠之作，是道静先生于古籍整理理论与方法研习之“小试牛刀”；《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一文，是道静先生1982年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时，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后首次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建议书。会后，道静先生经过修订并补充了“三类历史资料应受到保护”、“域外古籍的收藏”、“需要建立外文译本书库”三个文段，发表于1982年第四期《历史研究》。道静先生的这篇谈古籍普查和情报的讲话与著述，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成为至今为止有关古籍普查与情报的权威著述；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池田温先生特意将这篇文稿译成日文刊出，以飨更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学者。

　　“序跋题记·学事杂忆”卷，收入道静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数十种出版物所撰写的序言题跋、评论推介，以及对父亲、师友、学业生涯、通志馆往事等的回忆。道静先生生前亲自审定并作重要补充的《胡道静先生传略》（原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七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及为编纂文集而专门编撰的《道静先生学行纪略》作为本卷附录，以供读者更为详尽地了解。其中，不少序跋和一些回忆文章中，都有道静先生对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学术源流、心得体会的阐述。

　　道静先生诞生于1913年，按中国人的传统，已届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此际推出先生全集，是对道静先生最好的纪念。

　　（《胡道静文集》（全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定价6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