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什么?一般说来，就是救国，也就是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满，也就是反对封建帝制，争取民主共和。至于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政界都是稀里糊涂的事，更不必说普通的老百姓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似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但事实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获得政权，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中国则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历史的进程，并没有那么简单。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在思辨上有个误区，就是以为只要简单地引进西方体制，就可以完成中国社会王朝更替后的整合。其实，在这两个历史任务之间，是需要根本不同的社会动员的。他们发现了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先进性，以为中国可以取法乎上，予以引进实现。同时，他们不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非常顽强（尤其是官僚主义文化），要改造更新十分困难。他们从表面上观察清王朝，把清王朝和满族亲贵和中国的传统政治势力，视同一体。所以，在他们看来，清王朝——满族亲贵已经非常腐朽，推倒他们非常容易，也就是说实现民主共和也非常容易。在孙中山看来，在他执政后也只要九年的过渡，而在宋教仁看来，只要大家接受一部纸面的宪法，就可以运行。直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在中国的官僚政治面前，非常软弱，没有社会改造的力量。广东都督陈炯明甚至承认自己由于没有力量，不能不向袁世凯投降。

　　值此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祭祀先烈，缅怀这场开拓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总结经验教训。原来，先烈和后人都把中国传统的王朝更替运动和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混为一谈，因而没有厘清自己背负的严重的客观的历史任务，他们遭到挫折和失败也就不奇怪了。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先烈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尽了开拓的责任。我们后人只有吸取经验教训，更加努力前进的义务，没有对先烈冷嘲热讽的权利。

　　王朝更替是中国的传统，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士大夫在摧毁一个王朝的过程中，从来不担任急先锋的角色，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是由基层民众的造反来承担。士大夫往往是参加一个集团，承担起整合的功能。发动辛亥革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群体，对摧毁一个王朝，然后社会分崩，群雄逐鹿，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艰难过程，认识很模糊。而这是近代中国无可回避的传统的历史任务。

　　他们是一批学习西学的先进分子，精英分子，他们自己承担的使命是要向西方学习，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他们对西学的认识还很皮毛，对西学移植到中土需要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实践的认识，因而在主观上觉得并不困难。直到前几年，还有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了民主，什么社会都能治理良好。而不知道民主的实现和运作是有条件的。而且，中国懂得西学的人很少，所以劳乃宣说：中国“略晓欧美文明法律，具民主之见解者”，“极多万人耳”。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还缺乏人才储备。凡事都要人去做的，没有人才，那么重要的体制转型，由谁去实现呢？

　　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着两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实现王朝更替、社会更新；第二个任务，就是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目标。这两个任务纠结在一起，使人理解不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看到了推翻一个王朝并不困难，但没有看到更新中国社会非常困难；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看到了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和理论文化的先进性，但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落后的中国要吸纳先进的经验，需要创造条件并且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时，辛亥年的那些年轻人，还不懂得中国强劲的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使中国社会具备创造世界前所未有的新的价值观的潜力，也使中国社会在吸纳西方文明方面有更大的阻力，也就是对异文化的排斥现象。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代开拓者，他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但他们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授，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中国的王朝更替的运动进行了三十八年的残酷斗争，1949年革命完成了这一任务，国家重新进行了整合，建立起了强大有效的新政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大一统文明的社会来说，事实上，在国家重新整合以前，现代化的转型是很难真正启动的。即使国家整合完成之后，国家的整理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只有在1978年之后，中国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道路，我们的积累还非常薄弱，问题随处可见。何况，中国只有走上独创性的道路，才有可能完成现代化，简单地学习西方从殖民时代开辟出来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要为人类创造新文明。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辛亥革命百年祭——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12月出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