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生也晚，1986年甫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值上海古籍出版社庆祝建社三十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1956年11月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为前身，其历史还可追溯至先两年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8年6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也并入中华上编。“文革”开始，出版业务陷于停顿，“中华上编”不复存在，原人马多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的十年间，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和文史普及读物，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古籍出版社，为1978年恢复古籍出版业务并易名独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出版人才和出版品牌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中华上编存在时间较长，业内也泛称这一时期为“中华上编”，本文也沿用这一泛称。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社内还有相当多的中华上编时期的老同志，经常听他们谈起那时期人才荟萃的盛况；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中华上编时期的书稿和档案，对那时期的人和事也多有留意。如今，老成多已凋谢，许多人事的记载和评价也有龃龉之处。因披阅旧籍，摭拾旧闻，成此小文，以彰前贤业绩，这也是我们后来者的责任。

　　李俊民
　　说起中华上编，首先要说的就是其创办人和灵魂人物李俊民（1905 —1994）。

　　李俊民，学名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人都尊称他为“俊老”。他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

　　俊老是老革命。他1923 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工作。1927 年5 月任中共武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南通等地参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江泽民同志的父亲江上青是他当时的战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北先后担任“联抗”部队副司令、紫石县县长、苏中第四军分区宣传部部长、苏中第九军分区副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同年10 月到上海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当时任总编辑的是年轻的老革命、文艺理论家王元化），从此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出版工作生涯。

　　俊老是老作家。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老师郁达夫的鼓励下，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跋涉的人们》，集中四篇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生活，被鲁迅赞为“优秀之作”（《我们要批评家》，《二心集》）。同时，他还从事学术研究。1930年出版的《李白研究》，是他以唯物史观从事古代作家研究的较早探索。1930年9月，他参加北方“左联”（当时参加北方“左联”的还有后来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的罗竹风等），任秘书长。此后，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写作不辍。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俊民文集》50多万字，收录了保存下来的他创作的小说、散文、诗词和论著等，可以看到他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的功力和劳绩。

　　俊老是老出版人。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编辑过共青团刊物《湖北青年》等。抗战时期，他在南通主编《新通报》等。调到上海后，开始倾全力于出版工作。1954 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没有一家专业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他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1956 年，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他任社长兼总编辑。1958 年6 月，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统一规划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中华书局与中华上编在业务上有联系，在选题上有分工，在人事和经济方面各自独立，中华上编的选题以古典文学为主。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国内有中华书局、中华上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三家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学部从事这项工作，故又有“两家半”之说。俊老在中华上编先任主任兼总编辑，陈向平、戚铭渠、金兆梓任副主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并入中华上编后，增加舒新城为副主任。1961 年7 月，金兆梓以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改任主任后，俊老以总编辑兼副主任，当时任副主任的陈向平和戚铭渠两人同时兼副总编辑，直至1966年12 月。俊老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俊老是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文革”中被称作中华上编的“三家村”）。同时，俊老还担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副主任，具体负责《辞海》的修订工作。1978 年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俊老任社长兼总编辑。他重新工作后，与老搭档戚铭渠一起，首先用最快速度重版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的优秀图书，接着制订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选题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在规划中把本社“以古典文学为主”的选题方向明确地扩大为“以古典文、史、哲为主”，并提出了“普及与提高并举、古籍整理与研究著作并举、铅印与影印并举”等方针，使古籍出版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同时，一方面努力找回“文革”中被遣散的老编辑，如何满子、王勉（鲲西）等；一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人员，这些招聘来的编辑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相当一段时期的业务骨干。1980 年，他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1984 年10 月，他改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名誉社长，仍关心着出版社的发展。1986 年11 月1 日，82岁的俊老还出席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庆聚餐，向全社员工表达了对出版社的美好祝愿。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俊老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他待人真诚，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不计名利。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并入中华上编时，俊老起初被安排为主任，但他认为舒新城先生是前辈，又是民主人士，当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分出时，就主动承让，由舒新城先生任主任，但他还负责具体工作。他有风骨。“文革”前，他曾拒绝顶头上司张春桥要他为其同伙的历史作证的要求，而遭到张春桥的忌恨。“文革”爆发，他被列为上海第一批打倒的对象之一，受到残酷的折磨。但他始终保持对党和国家的信念。“文革”一结束，他顾不得个人的创伤，立即投入到恢复古籍出版的工作中去。

　　作为一个出版人，俊老抓出版重在出书出人。他常说：“出版社的职责在于出书，出好书，而其关键在于出人，没有人就没有书，关于人的问题，从古籍出版的角度上看，首先是出版社的编辑。”在他的主持下，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古籍整理和文史普及读物，如《中华活叶文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等，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提供了古典文学的滋养。他在用人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中华上编的编辑队伍阵容（包括外聘人员）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强大的，其中有著名的文史学者瞿兑之、刘哲民、吕贞白、于在春、刘拜山、胡道静、金性尧、何满子、陈奇猷、富寿荪等；现在享誉学界的朱金城、钱伯城等先生，当年还是三十出头的青年编辑。所以“文革”时“造反派”攻击中华上编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恰从反面证明了中华上编出版物的影响之大和出版人才之多。

　　何满子曾充满感情地回忆俊老对他的关照和知遇之恩。1956年，俊老得知他因“胡风案”被捕释放，就要求把他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这里，他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享有一定的优待与信任。俊老的真诚相待、大胆放手的领导作风、对新旧文学的内行与把握，都令他折服。“俊老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领导风度，使编辑部同仁精神振奋，干得有声有色”（《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第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文革”结束后，俊老甫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就把被赶回农村十二年的何满子召回，给他落实了政策，使何满子生命中的最后三十年成为他一生中编辑、研究和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其实，在中华上编，得到俊老关照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有何满子一人。

　　陈向平
　　在李俊民之下，中华上编的领导团队中具体负责出版业务的是陈向平（1909 —1974）。

　　陈向平也是老革命、老出版人。他原名陈增善，上海宝山人。年轻时追求进步，在宝山师范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和部分同学一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抗战初期，去浙南山区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受党的委托，打进了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宣传阵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揭露黑暗，当时在浙东、皖南、赣东、闽北、闽南一带产生了很大影响。《笔垒》的主要撰稿人有著名报人陈虞孙、蒋文杰，作家贺宜、陈友琴等。《东南日报》迁福建南平出版时期，他曾在《笔垒》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孔二小姐”在香港沦陷时带狗坐飞机去重庆的杂文，曾轰动了东南半壁。他在工作中奋不顾身，多次成功地对付了国民党特务的恫吓、盘查和围攻，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春天在雪里》，其中的100余篇散文，大部分是他主编《笔垒》副刊五年间（1940 年2 月1日—1945年9月）写的。他的这些文章充满激情。如写于1940年5月1日的《把青春付与战场》：“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大半是用青年的手和血写成的。……只要是不自暴自弃，不自私自利的人，谁都应该怀抱着一份到老不灰的雄心，将一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继续写下去，直到把日寇驱往东洋大海，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建立于东亚大陆之上。这是置在今日中国每个青年面前真实无私的真理。春天过去了，以后是炎炎夏日当头。年青的朋友们，你爱惜青春吗？那末请你把青春付与战场。”再如写于1942年2月15日的《春天在雪里》：“中国这一棵体大根深，饱经忧患的参天老树，……到最近一百年来，全然过着从风霜雪雹中挣扎死生的日子。如今他凭着自己无限的生命力，即将度过冬天：为冰雪所封锁着干枝的表皮下，正在萌着幼芽，坚硬如铁的土层深处，正在生长着无数根须，到东风一动，冰雪解时，又将抽枝拓叶，重新开始一个绿阴遮日的盛年了。如今春天快要到来。春天在雪里。”

　　抗战胜利后，陈向平回到了上海，以《东南日报》副刊主编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1948 年，他又冒着极大危险，承担了策动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争取了多架国民党飞机起义，飞向解放区。

　　解放后，陈向平先任《新闻日报》党支部书记，主编副刊《新园地》，旋调任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主任、市文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56 年，调任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1957 年7 月，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他对古典文学非常热爱，自言早年“对晋人狂放不羁的清谈，对宋代明心见性的理学，对晚明诸家的山林逃世文学，颇能领略其意境，而有过一度偏好”（《下山记》）。他的那些散文中，文史掌故俯拾即是，充分体现出他深厚的文史素养。因此，他对古典文学典籍的整理出版相当投入，曾负责整理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汤显祖集》、《聊斋志异会评会校会注本》，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的不少品种，并参与了《辞海》的编纂工作。例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白居易》一书，就是由他的老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友琴撰写的。1959 年7 月，陈向平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赠新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线装本一书，并联系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交稿事宜。他不仅重视老专家、老学者的著作，对青年学者也热情支持。《宋代散文选注》一书是他约陈友琴选注的，陈友琴将这一选题交给了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同事王水照承担。王先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陈向平当时在中华上编热情接待他的情形。《宋代散文选注》成了王先生的处女作，奠定了其宋代散文研究大家的基石。

　　陈向平是一个富有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干部，喜欢与编辑交朋友。何满子曾回忆道：“（1957年）四五月间，上面派来了新社长陈向平。俊老专管‘新文艺’去了。陈来后既抓业务，也抓运动。开始他对我很客气，说他喜欢读我的书啦，喜欢交知识分子朋友啦，为党爱护人才啦。”（《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第95页）钱伯城也说过陈向平的一则轶事：在六十年代出版社的一次晚会上，陈向平以新上任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长马飞海的名字为上联，请同事对，大家一时对不出，他就自己对了下联，用的是在座的同事人名“刘（上海方言谐言牛）拜山”，引发了一阵笑声。（《1961 —1962年：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问思集》，第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反右”前后，在社里具体主持工作的陈向平也责无旁贷地抓运动。他找人谈话，鼓励大家提意见，还点名要何满子在会上发言，于是何满子就谈了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胡风问题等的看法。不久，形势发生变化。何满子回忆道：“社里同样也火热火爆地搞起了‘反右’。陈向平把我找去，说钱伯城是右派，要我揭发。我同钱伯城，还有另一位小青年陈文坚同在一个办公室，自然接触较多，但我能揭发什么呢？没有什么好揭发嘛！”（《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第97页）结果，钱伯城、何满子和陈文坚三人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都被划为右派。中华上编有六人被划为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何满子还回忆道：“从我知道自己内定为右派到正式划右派，自然又有个过程。依然是陈向平找我谈话，态度依然诚恳。说：‘有什么自觉不妥当的言论，自己交代就是向党坦白了。’”（同上，第98页）社里被划为右派的一些先生因此对陈向平当时在社里抓右派的行为不免有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没听说他有故意整人的行为。据钱伯城先生言，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的（《钱伯城谈八十年代出版热》，《东方早报》2010年11月28日）。

　　陈向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逃过劫难，被中华上编的“造反派”关进“牛棚”，遭受迫害，于1974年10月13日病逝，没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天。

　　戚铭渠
　　在中华上编，具体负责党的工作的是戚铭渠（1914 —1990）。

　　戚铭渠，浙江上虞人。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肄业，担任过小学校长。他是老革命，老军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浙东抗日根据地慈（溪）镇（海）县县长、镇海县县长兼县自卫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对敌工作部副部长、解放军某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建国后，任志愿军某军后勤部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2月转业到空军十三厂任党委书记。同年12月调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副总编辑。中华上编结束后先后任新华书店上海市店负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负责人、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8年3月起先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党组书记，1980 年2 月起又兼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他与俊老一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仅半年时间就为四十余位同志作了彻底的平反。

　　除了党务工作，戚铭渠也参与中华上编的业务工作，作为副总编辑兼任编辑部选注研究组组长，分工主持普及读物、知识丛书和《中华活叶文选》的编辑、审稿工作。行销数百万册的《唐诗一百首》，就是在他主持下编写的。他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他发扬打仗的精神：“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工作中学习，用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刻苦学习，向行家学，向书本学，努力使自己从外行转变成内行。他组织编辑尤其是青年编辑学习“三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组织学术讲座，由专家、学者讲演，如请金兆梓讲经、谢国桢讲史、夏承焘讲词，活跃社里的学术空气。与他共事数十年的钱伯城先生说：“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当丰富，知识面很广，对判断古籍的精华与糟粕，能提出精辟的见解，常使专业出身的编辑也为之钦佩。他特别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任务，认为这是培养民族文化修养，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须做好选目、说明和注释工作，要选择最好的作品，编写正确详尽的说明、注释，以此推荐给广大读者。”（《铭渠同志的精神长存》，《风范——纪念戚铭渠同志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除了普及读物，他也重视老专家、老学者的著作。1962年5月，他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寅恪先生，得知陈先生在撰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来易名《柳如是别传》），当即约稿，蒙陈先生同意。《章太炎先生家书》和傅惜华、汪原放整理的《龙图耳录》等就是他亲自抓的选题。

　　戚铭渠严以律己，清廉自守，尤以生活俭朴出名。他常年穿一套中山装，磴一双布鞋，住的是两间普通的公房，一直没有换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单位为他家安装的一部电话，他移至室外公用走廊里，让大家使用。编辑按惯例赠他由他策划的《龙图耳录》样书，他也拒绝。真是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在何满子眼里，戚铭渠“确是个言规行矩，即通常所谓一板一眼的干部，对公事固然如此，私人相处也极少讲究人情世故那一套，表里如一，心口如一，样样照规章制度办事，在原则上不会挪动一步”。但他也并非铁石心肠、不通情理的人。在何满子落难时，戚铭渠为他不幸的遭遇而黯然，说过“我们没有预料到会这样”的话。那时是困难时期，衣食都较紧张，戚铭渠还送给他一点粮票和购日用品的供应劵，这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言规行矩的戚铭渠同志》，同上）

　　1984年，戚铭渠离休。离休后，他着力于回忆录的撰写。他去世后，其家属把他的著作、文稿捐赠给上海出版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