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白簃是著名的唐代文学专家、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编审朱金城先生的斋名。双白，指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白居易。朱先生长期以李白、白居易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先后完成了《李白集校注》（与瞿蜕园合作）、《白居易集笺校》两部大书，享誉学界，他也以此自得，自命“双白簃主”。

　　朱金城（1921 —2011），字兰客。祖籍江苏南京，出生在山东，童年时期随身为商人的父亲先后在河南开封和上海度过。抗战爆发以后，其父的产业毁于战火，一家遂辗转江浙和沪上。他酷爱文史，但迫于生计，还是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在交大，他结识了一代鸿儒、教育家唐文治先生（1865 —1954）和著名文史专家陈柱教授（1890 —1944），得到他们的指点和赏识，这是他日后决意从事文字工作的重要原因。1943年毕业后，他先后在海关、税务部门以及企业从事过管理工作。1956年，调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任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编辑和治学生涯。当时担任新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是老作家李俊民先生(1905 —1994)。李俊民对古典文学非常热爱，也注重引进人才。朱金城因向新文艺出版社投了一部《宋诗选注》的稿子，虽未能出版，但引起了李俊民的注意，于是被调进出版社。李俊民先是在新文艺出版社里成立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不久就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年6 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这就是1978 年独立并恢复古籍出版业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近三十年来，李俊民一直是这几家出版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朱金城也一直在李俊民的领导下工作，他对李老充满敬仰之情。他曾撰文怀念李老：“他是革命前辈，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派学者风度，爱护编辑无微不至，我视他如同师长。”（《怀念李俊民同志》）

　　“中华上编”的编辑包括特约编辑中有不少兼长文史，如瞿兑之、吕贞白、刘拜山、胡道静、金性尧等，作者又大都是名家俊彦。朱金城在这种环境中，勤奋学习，业务能力迅速提高。其中特约编辑瞿兑之对他的指导帮助尤大。瞿兑之（1894 —1973），晚号蜕园，现代文史大家。他和朱金城合作的《李白集校注》就完成于“中华上编”时期。这个选题是李俊民提出的，他是现代较早以唯物史观研究李白的先驱，早在1930年就出版了《李白研究》。朱金城回忆道：“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极左’思潮的控制下，运动接连而至，古籍出版动辄得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几乎不能出书，天天忙于检查。俊民同志有鉴于此，便提出出版社内部自编一部《李白集新注》，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整理出一部新的李白集，并成立一个编写小组，指定我担任组长。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拖了一年多，开了很多务虚会，样稿始终未能定下来，我最后只有向俊民同志建议，由我个人和瞿蜕园师合作，分两步走，先在清人王琦《李白集辑注》的基础上搞出一部资料较完善、较具学术水平的《李白集校注》。经过领导批准，工作就积极展开了。这样，到了1965年底，一百多万字的《李白集校注》的清样全部付型，尚未出版，‘文革’开始，纸型只有搁置起来。”（《怀念李俊民同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甫恢复业务，李俊民即让朱金城校阅《李白集校注》的清样并补写了校补记及后记后，于1980年出版。这部大书以清乾隆刊本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并校以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等十余种重要刊本和唐宋重要总集和选本，注释和评笺部分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复加以笺释补充与考订其中之谬误，体现了李白集整理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朱金城也成了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他担任了此后成立的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主编《李白学刊》及《中国李白研究》。

　　在从事《李白集校注》的同时，朱金城也开始从事白居易集的整理。他回忆道：“在瞿蜕园师的指导下，开始着手笺校白居易的全部作品，并于1965年完成初稿。十年动乱中，手稿、书籍全被劫走，粉碎‘四人帮’后幸庆珠还。”（《白居易研究·自序》）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有260多万字，于1988年出版。这部大书对白居易现存3700余篇诗文每篇作了编年、笺释和校勘，在人名和作品编年的笺释考订中，不但纠补了旧籍的一些阙误，而且发明不少，在当时达到了白居易集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水平。在长期从事《白居易集笺校》的同时，朱金城对白居易的生平和作品作了详实的考订和仔细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先后出版了《白居易年谱》、《白居易研究》等著作，成了公认的白居易研究权威。1986年，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先去校对科实习半年，恰逢《白居易集笺校》正处校对阶段。按照出版社的规定，校对期间原稿是不能外借的。朱先生当时住绍兴路，距出版社很近，他每天一早就来校对科，借原稿核对校样，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下午也来，持续了好几个月。他眼睛高度近视，看校样时拿着放大镜仔细核对。老先生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们初入出版行的年轻人深为感佩，同时也感到了出版责任的重大。有时，朱先生也与我们谈他的这部书稿，说他的这部书出版后，几十年内没人会超过。说的时候，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学术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治学之余，朱金城喜欢爬梳前贤轶事，撰写掌故文章。其实，这也得之于瞿兑之的指点。瞿兑之也是公认的现代掌故大家。朱金城回忆道：“余自束发受书，即喜涉猎稗官野史以及笔记、说部等书……后问学于瞿兑之师，始悉有所谓掌故之学，而掌故之学者能透过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近代人物谈荟自序》）他的《近代人物谈荟》一书所记多为学界名家轶事，如叶恭绰、王国维、黄侃、辜鸿铭、王闿运、章太炎等。他对岑仲勉尤为推崇，在《近代学者岑仲勉是自学成材的典范》一文中写道：“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中，以史学名世而又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应首推陈寅恪、岑仲勉二先生，其间岑仲勉先生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越。……仲勉先生对白居易的研究，不仅在资料方面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他的考据方法和谨严的治学精神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朱金城的掌故文章也是富有学人色彩的。

　　退休之后的朱金城，因目力不佳，渐渐疏于社会活动。他坐拥书城，不废吟咏，偶有文章发表。我因工作关系，与他及其家属也有联系。他去世后，其家属按照他的意愿，不开追悼会，将消息通知了亲友。我想，一个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学者是不应该被学界遗忘的。朱先生是在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的学者。

　　（转载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