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大概由西汉末刘歆始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氏传》或《左传》，《汉书》中的《左传》之称是在刘歆之后。

　　这个书名的意义在于，它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为解孔子《春秋》而作。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因担心弟子们不能正确理解孔子《春秋》故作《左氏春秋》，是认定《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明见于《论语》，孔子与其同齿，当是与孔子同时或以前人。《左传》记事至三家分晋，为左丘明所不得见。因司马迁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清代今文学派中有人说《左传》本是《国语》的一部分，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割裂《国语》，伪撰《左传》以与《公》《穀》抗衡。但从《左传》的内容和文风看，与《国语》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是汉人伪造的，且与《左氏春秋》早已流传于汉初的事实不符。近代又有学者认为《左传》是子夏作，或说出自吴起之手，但似乎都没有过硬的证据。章太炎曾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作《左传》，现代有学者欲证成此说，但举证多为间接证据，且孔子也不能见到鲁哀公十六年以后之事。至于说《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其中有后人所续，与刘歆伪造说同样难以服人。总之，《左传》作者问题仍有讨论余地。《左传》中礼或非礼的直接评判，“君子曰”和引用贤哲之言，基本上都属于儒家观念，作者是儒家学者，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左传》作者极度推崇《春秋》，认为“非圣人，谁能修之”？对鲁《春秋》的记事原则、用字原则的称谓原则都首次做了许多正确解读，以及记鲁事用“我”，说明他可能是鲁国史官或其后裔。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者们基本上都以《左传》所记预言的验或不验作为其下限的证据，故结论有逐渐趋同之势，即《左传》成书应在公元前400 —300年之间，但具体论证又各有差异。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编撰的编年体史书，用丰富的材料填充了干巴巴的《春秋》经文。正如桓谭《新论》所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是对《春秋》的巨大贡献。《左传》作者对史书功能有高度认识，对春秋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把握准确，材料丰富，体裁严谨，文字优美，这是作者对史学和文学的巨大贡献。但是，作为编年体史书，《左传》在记人和记事方面存在着不易弥补的缺陷。首先，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往往涉及数年甚至数十年，历史人物更是如此，编年史按年叙事，往往分见于数卷，读者要全面了解某人或某事，翻检颇为不易。其次，春秋时期邦国林立，要利用《左传》系统研究某一邦国的历史，往往需要统检全书，全面抄出相关数据，再重新排比整合，才能大致看出一个邦国在这个时期的发展脉络。再次，春秋时期的各种制度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利用《左传》研究制度，难度更大。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春秋朝聘》，深知其中甘苦。

　　最后，《左传》使用的人名、地名相当混乱，给读者带来很多麻烦。同记一人，或称名，或称字，或称族，或称排行，或称官，或称谥号；同为文子、武子，却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诸侯国中的不同人物，最为典型者大概是晋国的赵孟。孟是排行中的老大，晋国中后期的历代赵氏执政者均由嫡长子继承卿职，《左传》统称赵孟，初读《左传》者往往弄不清楚。再如《左传》记齐桓公之死，因其五子先后登上君位，《左传》均称孝公、懿公等，使读者一时难以接受。因年代久远，春秋时期的地名在剧烈的兼并过程中又在不断变化，《左传》中出现的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现象，也给读者带来很多困难。春秋时期不同诸侯国有不同的官制体系，晋国的各军将佐一般是卿职，宋国的卿职则称司空、司徒、司马等。诸如此类，都是读者在阅读《左传》过程中经常遇到却又一时不易解决的问题。对此，杜预在注释中都做了一些简略说明，既有对史事的勾稽贯穿，也有对制度、历法、人名、地名、官名的简释，实为史书《左传》的功臣，也给读者以极大的帮助。唐初的《春秋左传正义》对杜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说明或修正，对《左传》研究也有很大贡献。

　　不论是从经学的角度研究《左传》，还是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左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启发着后人对《左传》的经学内涵和史事内容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自唐代以后，凡是研究《左传》者，不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实际上无不以杜注为基础。尽管杜注、孔疏对研究《左传》极为重要，因读者较易找到新版本，故本《辑刊》未予收录。另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献编辑室已经编辑出版了《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并即将出版《春秋学研究文献辑刊》。为了尽量避免重复，凡已收入上述二编的《左传》研究文献，本《辑刊》一般不再收录。读者若能综合利用这三套丛书，《左传》研究文献大致可以收罗完备。

　　杜预研究《左传》，目的已是为了深入理解《春秋》中蕴含的垂教后世的大义，以后的《左传》学者也大多如此，史学服务于经学。但是，由于杜预创建的《春秋》左氏学体系实难与《春秋》文本对应，杜预本人所作的《春秋释例》，实质上也是在套用《公》《穀》二传的方法，故后世学者专门研究《左传》中的《春秋》义例者并不是很多。魏了翁的《春秋左传要义》和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或可反映《春秋》左氏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无错不成书，尽管杜预是真正的《左传》专家，注释中涉及的方方面面，既给人以帮助，更给人以启发，但也难免有错误，有说不清的地方，故后世对杜注、孔疏进行补充或批评者颇多。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疏证》，齐召南的《春秋左氏传注疏考证》，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等，在《左传》研究方面都有各自的贡献。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和章炳麟的《春秋左传读》，都有许多远超杜预的地方。吕祖谦的《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马骕的《左传事纬》，孙范的《左传分国纪事本末》等，都属于史学研究，《左传》由经学又回归到史学。李调元的《春秋左传会要》和张其淦的《左传礼说》，属于制度史。人名、地名、官名研究，在传统学术体系中被视为“小道”，是读经之助，但这些“小道”在清代发展为大学问。这方面的《左传》研究文献颇多，大部分已收入《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本《辑刊》只收录了赵宗侃的《左传人名备考》，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范士龄的《左传释地》，李调元的《左传官名考》等。清代是今文学复兴的时代，故出现了一批从今文学的角度研究或批评《左传》和杜注的著作。刘逢禄的《春秋左传考证》，廖平的《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证》，崔适的《春秋复始》，皮锡瑞的《左传浅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都是颇有影响的著作。除《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意义远超学术意义外，其他几部今文学者的著作，对从不同侧面研究《左传》，还是有所贡献的。

　　作为经典中之经典的《左传》，研究将永无止境。本《辑刊》的编辑者从国家图书馆的浩瀚藏书中，选出了这些传统的重要《左传》研究文献奉献给读者，可以大大缓解专题研究中的找书之难。诚盼《左传》研究再获奇葩！

　　（《〈左传〉研究文献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定价76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