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是我国大型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藏有各类中外文献5200余万册（件）。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是上海图书馆的专题特种文献收藏研究部门，馆藏中国现当代名人的著作手稿、信函、日记、笔记和书画等资料近6万件，是我国公共文化机构中具有综合性征集、保护、展示、宣传和研究文化名人手稿文献的专业收藏馆。

　　上海图书馆历来重视手稿文献的征集与收藏，经数代同仁的不断努力，馆藏明清诗文、专著、日记、笔记等稿本和名家尺牍近15万种（件），精彩纷呈；另有近代名人档案原件20余万件，所藏各类手稿数量居于国内图书馆前茅。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秉承上海图书馆重视手稿的收藏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内专家学者、文化人士和其家属的热诚支持下，手稿收藏坚持不懈，藏品丰富多彩，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一批名家名作的原始手稿荟萃于此，得到了完善的保存，为专业研究和利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成为流芳百世、惠泽后人的珍贵文献。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的前身是1992年成立的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后改为现名，并在总馆楼宇内专设文化名人手稿陈列馆，常年向读者展示中国现当代各界名人的各类手稿、签名本、照片和书法作品，让读者在亲睹名人手泽中进一步认识名家名作。同时，本馆还认真开展手稿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陆续推出了十余种图书，促进了馆藏手稿资源的宣传与服务。

　　在中外文献史上，手稿是一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文本形式。在以书写方式为主的时期，人类思想和知识的传播除口承文化形态之外，文字和符号的记录成为人们的主要表达媒介，人们通过各种直接的书写工具和不同的载体，形成了丰富的文本形式。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手迹与手稿的关系并不能等同视之，手迹是所有书写形式的产物，而手稿则是其中作者的一种创作行为的结果。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著作的传播主要是抄写。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历史和文学等作品的传世主要依靠专司缮写的僧侣们用“书缮体”精心抄写。尽管这些书字迹工整，装饰精美，但不能视之为手稿。同样，在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作品的传抄是一种普遍的文献传播形式。这些“手迹”只能算作抄本，其抄写者并不是“作者”。世界媒体理论大师麦克鲁汉曾说：“抄写文化没有作者，也没有大众。作者和大众都是印刷术创造出来的。”（麦克鲁汉著，赖盈满译《古腾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第191页，台湾猎头鹰出版社，2008年）。所以，我们在确定“手稿”概念时，通常情况下不能忽略作者的要素。

　　因此，手稿只是指作者以文字、符号亲自书写的稿本，是各类作品的原始记录，是作者将其正式印行（或传抄）发布前的各种文本。诸如初稿，历次修改稿、定稿和清样（或打印）、校改稿等。在历史上，手稿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类型，其文献收藏的重要性与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手稿作为相对于印本而言的原始文献，其独立形态的文本均可视为孤本，但其文本的社会影响力有明显的局限性。对于未刊之前的手稿，除作者之外的阅读受众人数甚少。手稿的境遇往往是或深藏匣底，孤芳自赏，或展于友朋，同气相求，而作品一旦付印发行，手稿常常遭弃。在完全以笔为书写的时代，每一本被印出版的书和文章应该皆有手稿，但大多数在付印之后未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亡佚了。这是古代手稿传世稀少、现代手稿散失严重的一大原因。特别在中国，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文献之厄，实在是令人扼腕。

　　近百年来，人们的书写方式、出版环境和人际沟通形式发生了明显的变革。手稿产生的条件已是时过境迁，每况愈下。20世纪初期，在“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下，中国的文人们与各界人士纷纷换笔，便利的钢笔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毛笔。之后，铅笔、圆珠笔等也易手在握，直到20世纪末期电脑普及后的再次换笔，“敲键盘”渐渐代替了“爬格子”。而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成熟发展，使手稿转换为印本的过程大为便捷，致使作者的写作动机大多以出版为主要目标。在观念上，“手稿”与“铅字”的价值关系也已旋乾转坤，作品出版之后的手稿成为可有可无之物，出版机构内的作者手稿也遭遇被各种形式大量处理的境况。近二十年来，我们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技术对人际交流行为的巨大冲击，手机与网络，不仅让人们的书写形式改弦更张，短信和电子邮件取代了书信，而且使个人的作品无须通过“手稿”和“出版”而得到发表成为了现实。所以，手稿的生态环境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目前，手稿已成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性文献。

　　在中国传统版本学中，“稿本”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成果迭出，见识渐深。上海图书馆的专家们对此做出了积极的重要贡献，通过历年来所开展的稿本专题研究，出版了《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和《明清稿钞校本鉴定》等著作，奠定了上海图书馆手稿研究的学术基础。《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是上海图书馆稿本研究的延续性项目，主要对馆藏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的著述稿择要介绍，以此管窥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的收藏。

　　主要手稿简介：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散文集之一——《随想录》

　　1978年，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的编辑潘际炯向巴金约稿，此时的巴金正有痛苦的回忆、深刻的反思和创作的意图，遂从当时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题目上获取灵感，建议潘际炯在副刊上开辟“随想录”专栏。同年，日本影片《望乡》在国内上映，一时引来众多评论，对此片巴金谈了自己的看法，即是《随想录》第一、二篇《谈〈望乡〉》和《再谈〈望乡〉》。此后，《随想录》的创作连载历时八年，几经风波。《随想录》的手稿很少有哪篇是一挥而就，往往几经修改。我们能从这些修改中读到巴金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优雅的笔调文风，更能领会到巴金创作中完整的心灵轨迹和隐藏的思绪演变，要真正读懂《随想录》，就不能不阅读《随想录》手稿。

　　陶行知《行知诗歌集·第一卷》背后的秘辛

　　1945年12月9日，陶行知明知危险而参加了昆明“一二·一”反内战死难烈士公祭大会。为了使自己珍爱的诗稿能传之后世而不至亡佚，他决定将诗稿寄至各处，托付友人保存。这批手稿后来流转至美国。1993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邓伟志去波士顿开会，陶行知老友克拉克的儿子小克拉克便把这本《行知诗歌集·第一卷》的手稿交予邓伟志。根据考证，复写的诗歌其实都已出版，只是在次序上略有调整。但是该诗集的序言之前并未刊布过，在以往出版的各个《陶行知全集》版本中都没有收录此篇手稿。1997年9月，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女士将此篇珍贵的手稿赠予上海图书馆。辗转大洋两岸，经历半个世纪时代变迁的陶行知先生真迹，终于回到了它的故土。

　　（《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定价5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