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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古籍出版的当代空间　访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胡小罕 发布时间：2011-3-9 0:00:00 作者：钱秀中

　　“浙江文丛”编纂出版就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这是一套以整理出版浙江文献为主，对浙江人物、浙江历史、浙江文化等进行全面发掘、深入研究的大型丛书，涵盖浙江精神文化各个层面。该丛书作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十二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充分利用集团编、印、发、供专业优势，由古籍社开展实施，计划出版500册，预计总投资5000万元。目前已经出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楼钥集》、《刘伯温集》等10余册，并已于2011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推出。2011年，浙古社将以《王阳明全集》和《楼钥集》为开端，出版50~80册的“浙江文丛”。 “做古籍不是保守的代名词，要做好需要创思维，需要当下意识。要特别关注现代社会中对于古人经验、古人智慧、古人情怀的汲取和借鉴需求。这就是古籍出版当代空间，应该悉心研究和探索，而不是和社会很隔膜地去做古籍出版”。胡小罕坦言在做“浙江文丛”这套书的过程中，浙古社有了两大改变：一是从出版主体过渡到了编纂＋出版的主体。以前浙古社也出过不少好书，一般都是高校和学者把古籍整理出来后，浙古社作为出版生产商，把编纂成果转化为出版成果。这种比较被动的做法使得出版的图书零星不成系统。虽然也有好书，但是结构性、序列性不强，风格各异，成本比较高，市场认可度也受到局限。这对出版社的出版资源的积累和专业形象的建立是不利的。“浙江文丛”则是从一开始就由社里为主策划，组织出版资源，有完整的出版理念和工作机制。在出版编纂过程中，“浙江文丛”的团队也形成了开放性的工作机制，倾听社会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意见建议，为出版提供好的思路和资源。二是通过“浙江文丛”的编纂出版，浙古社培养了一个青春版的古籍编辑团队。这些年轻编辑的思维都比较活跃，专业素养较高，也比较了解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这种做法有利于出版效率、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规模效益的形成。“还是要把我们在古籍出版方面的优势扩大，才会赢得更好的自下而上与发展空间。”胡小罕认为，“浙江文丛”是研究浙江、了解中国的大型基础性文献，整套宜于馆藏，但也不会做得太生硬，而是可统可分。未来“浙江文丛”还会推出一些衍生产品，立体式开发“浙江文丛”的核心文献，挖掘古籍出版的空间，就胡小罕看来，目前30岁左右的群体买书较多。因为在校读书时经济压力比较大，他们在工作之后有一定积攒，加之有一定学术理想、文化情怀或职业需要，会购置一些基础性典籍。对这些人来说，典籍是迟买不如早买的，因为买了可以用一辈子。所以古籍出版要打开30岁左右读者的市场，而这一层次的读者收入还不是很高。“我们会将‘浙江文丛’中最有普价值、最核心的内容抽取出来做成平装本，定价相对低廉，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这对于古籍的传播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因为《王阳明全集》每套720元的价格对于图书馆和学者来说压力不大，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贵的。全集的印数可能是一两千套，而平装本的印数则是5000~10000册。这也就是我说的呕心沥血做好一套典籍，然后围绕这套典籍，针对不同的需求开发不同的版本，例如小学、青少版、公务员版、数字版等。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出版阶梯，‘浙江文丛’就是这样一个立体的项目。”胡小罕说。在营销方面，胡小罕认为古籍的营销空间在于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高校、学者与爱好者。如果进入了这一空间，就会产生延伸效应。像“浙江文丛”这样的大型丛书，图书馆一般会购买两三套。但读者在图书馆看到这套书，就可能会产生兴趣自己去买，这也能带来一种延伸机会。另外高校内对此类图书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也是散落在各个角落，需要通过图书馆把信息传递到他们那里。同时浙古社还会通过高校内权威的学者传递信息，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学术交往群体，对他们的营销也非常重要。胡小罕说：“我们将‘浙江文丛’的出版作为契机，逐渐扩大与社会多方面的接触，建立一个完备的专业渠道网络。”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