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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谱与方域志 发布时间：2010-12-10 0:00:00 作者：陈福康

　　作为一个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我知道除了必须阅读“正史”、通鉴、野史及新式通史等等史书以外，还该注意翻查有关方志和家谱。以自己的体会为例，在用方志方面，我研究井中所出铁函《心史》，其最早的发现者、刊刻者、序跋者的材料，就是从《苏州府志》、《金华府志》等书中找的；我研究宋末诗人郑思肖的家世，从《淳熙三山志》里查到连郑氏本人也不知道的其先祖的名字；我研究日本汉文学，竟从《大理县志稿》中找到日本汉诗，且未注作者是日本人，完全融合在当地的历史文化之中，令我惊喜不已。在用家谱方面，如郑振铎父亲的名讳、生年等长期不为人知，我是在福建长乐保存的多种族谱中查到的；而且顺便还查清了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与郑振铎的辈份关系；甚至还查到当代电影名导演陈凯歌原来也是长乐郑氏族亲，真是出乎意料！　　又因为学识浅薄，平时如遇见比较系统的专史类著作和通论类著作，我就会特别注意收藏和学习，尤其是真正下功夫的力著。最近，差不多同时，我接连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2010年1 月版）和山西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刘纬毅等《中国方志史》（2010年4月版）两大巨著，真是喜上加喜。我觉得这是我国近年来在家谱研究和方志研究方面的最新、分量最重的学术成果，值得向广大的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推荐。　　我曾在一篇论述人物年谱的文章中写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史学大国，有着遥遥领先的最完善、最系统的写史传统。《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是一国之史。而各种方志、记乘，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个人年谱，一人之史也。后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正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方志、家谱，我们的国史才能写得那样全面、那样充实。这是我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优良传统之一，而为举世他国他民族所罕见。　　这些话，本是章实斋、梁任公等先贤早就说过的，并不是我的新见。然而上述拙文发表后，却仍有学界朋友对我表示很受“启发”。由此我感到，这些“老话”也未必人人皆知，还是需要经常讲讲。研究、普及和发扬我们的优良写史传统，仍是当今文史学者的重要责任；而像《中国家谱通论》、《中国方志史》这样的专著，正是我们现在所十分需要的。　　这两部书，一是“论”，一是“史”，但其实论中有史，史中有论。史论结合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我发现它们还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例如，它们的著者，都是长期埋首“故纸堆”的真懂行的专家和极勤奋的学者。王鹤鸣先生是1960年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原任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但他一直是上图所藏历代家谱文献整理工作的总负责人；2000年因年纪大了辞去“第一把手”职位后，更全力以赴地从事家谱研究，负责《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真正是“十年磨一剑”，才有了这部《中国家谱通论》。刘纬毅先生年纪更大，1950 年代即参与山西省图书馆的筹建，1984年调到省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省志的研究编撰工作，数十年钻研方志史；与他合著此书的另外几位也都是资深专家，分别曾任《中国地方志》杂志、《沧桑》杂志（方志研究核心刊物）的主编等。再看，这两部书的出版社，都是专业的古籍出版社，在业内都有良好的声誉。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尤其是前者），都具有创新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虽然早在1929年就有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1944 年甚至还有过杨殿的同名的《中国家谱通论》，但它们都只是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有开创之功，但内容不够全面，论述尚欠深通；另外，中国（包括港台）及日本学者也写过几本研究中国家谱的专著，但都比较单薄（不超过20万字）。现在，王鹤鸣的书则是在广泛浏览数万种家谱基础上写出的列入国家社科项目的60万言巨著！又须知，上图是当今世界上收藏家谱最富的单位！在方志研究方面，论文集不算，有关专著此前也出版过好几本，我看到的就有来新夏《方志学概论》、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等，而刘纬毅等人的这部书，则无论在学术质量和篇幅字数方面都后来居上。再说，方志研究与家谱研究本不可分，山西历来重视谱志研究，专门成立了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也是由山西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的（会刊《谱牒学研究》即由山西出版）。因此，三晋出版社此次出版《中国方志史》决非偶然。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诗“前辈回眸应笑慰”。我国谱志文献能保存如此之多，是与历代仁人志士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呵护分不开的，尤其在外敌入侵的年头。抗日战争时，上海和山西均曾遭日军铁蹄蹂躏。时有八路军在山西抢救《大藏经》，而前辈学者郑振铎则在上海秘密为国家抢救善本图籍，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类就是方志与族谱。因为当时日伪及美国有关单位都在上海大肆搜寻方志与族谱，郑先生识穿它们的用心，强调“史亡则国亡，史不亡则国终不可亡”，针锋相对，保护下来大批方志与族谱。直到1950 年，郑先生还在《文物参考资料》杂志上王重民的《论美帝劫购我国古书》一文后发表《附记》，补充指出：“王重民先生以上所记的，都是有关善本书的。但美帝各图书馆所攫取或采购的中国书，还有四五千种的地方志书，近二千种的‘家谱’，数量极大的近百年来的史料（包括报纸、杂志、小册子）。他们掠购这批有用之书，是别有用心的。”郑先生特别指出，“‘方志’是有关‘国防’及‘资源’的材料”，“美帝的居心不问可知”。现在，郑振铎等前辈如果知道这样两部研究专著的出版，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中国家谱通论》，王鹤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1月出版，定价98.00 元）（《中国方志史》，刘纬毅等著，三晋出版社2010年4 月出版，定价50.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