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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改写明清之际中西交流史” 发布时间：2010-11-23 0:00:00 作者：马信芳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11/23/content_5286438.htm 　　■ 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马信芳文／图　　涉及十多个语种，包括两册“摇篮本”在内的西方初识中国四百年间出版的１５５１种西文汉学古籍珍品，日前已被上海图书馆全数购回。当这座由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经３０多年精心收藏的中国学研究的宝库被搬回上海时，着实把国内外图书界震动了。上海为什么要花巨资引进“罗氏专藏”，这批藏书对于推动上海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研究中心究竟有多大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诚访问了著名学者、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看得出他依然沉浸在这次成功引进的喜悦之中，他表示，这是上海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大力支持，我们专家富有眼光，以及社会各方鼎力相助的结果。喜形于色的吴建中向记者谈起两年来不平凡的引进历程―― 　　中国学的系统收藏　　明清中西交流史近几年一直是世界汉学研究的一门显学，这段历史既包括西方宗教、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包括中国文明在西方世界的流传。这段中西互动时期，一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留下了大量著作和文献。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经３０年收藏的就是这个时期的西方汉学古籍，而被称为“罗氏专藏”。　　吴建中告诉记者，“罗氏专藏”可称是个系统收藏，从１４７７年至１８７７年间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作品包罗无遗。在其广泛搜罗的１５５１种有关中国文化的西文图书中，涉及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等十多个语种，形式包括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译作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工艺、历史、宗教、思想、学术、习俗、服饰、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其中不少为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迪爱编撰的《西人汉学书目》所失收，属世界孤本。　　“罗氏专藏”里针对地理大发现时期，亦即所谓中西交流之第二个阶段的著作收藏，非常珍贵。这批书特别有助于研究西方汉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汉学知识从想象到真实的发展过程：即自从地理大发现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来，西方取得、表述并传播真实汉学知识，并在欧洲引起讨论与争论的历史过程。在相关学者看来，“罗氏专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１７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尤其是耶稣会士的重要著作，如利玛窦、曾德昭、卜弥格、卫匡国、汤若望等重要传教士的著作几乎都有收藏，有的著作甚至搜罗了各种欧洲文字的版本。此外，还包括了一批早期汉学家，如弥勒、傅尔蒙、弗莱雷、贝耶等人的著作。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著作涉及中西科学交流，如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卜弥格的中国医学等。　　藏书里还包括了两本“摇篮本”图书，一本是１４７７年意大利威尼斯版《世界概况》，本书描写了印度和中国，是和《马可・波罗游记》同年印刷出版的两种东方游记之一；另一本是１４８０年意大利米兰版《曼德维尔游记》，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中国游记。还有一本是影印版的摇篮本，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１９４９年影印的１４８３年荷兰豪达版《马可・波罗游记》。这三本书是中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著作，第一种还没有中文译本，三种拉丁文版本国内还没有收藏。　　“摇篮本”是西方目录学家对１４５０年至１５００年间欧洲活字印刷文献的称呼。通俗地说，它是早期的西方印刷书，在西方印刷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宋刻本”在中国的地位。在中国，“摇篮本”存有量极少，现在可查的仅为１０种１１册，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有３种４册，北京一位私人藏家手上有１种１册，台湾大学图书馆有６种６册。“摇篮本”不仅稀缺，本身的艺术价值也颇高，被誉为印刷品中的手工艺术品，在书籍装帧上，很是讲究。当时买来的书都是散页，需要自己或找人装帧。那个时候，大家族、皇室会专门请工匠来装帧，封面有牛皮的、羊皮的，甚至镶宝石的，并在上面压花或家族图案，所以几乎看不到两本装帧一模一样的“摇篮本”。　　这批藏书中，具有发现意义的还有１７２９年版的安多的孤本《数学纲要》。安多是比利时传教士，１６８２年到达澳门。１６８４年，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南怀仁，因年迈推荐安多接替他当御前教师。安多主要负责教授数学，他给康熙上课所使用的中文数学教材《算法纂要总纲》正是以《数学纲要》为基础翻译的，不仅介绍算术、三角和代数方面的内容，还编有正弦、余弦、正切和对数表。这本总纲现藏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书上的“安乐堂藏书记”章证实，它曾收藏于康熙的第１３个儿子允祥手上。　　此外，根据这批汉学藏书，罗闻达差不多用了整整５年时间编纂了一本长达６３８页的重要汉学著作《从西文印本书籍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１４７７－１８７７）》，与众不同，书目依年代编列，所以通过这部书目，可以清晰了解自马可・波罗至李希霍芬时代４００年来的中西关系、欧洲的中国观、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美汉学发展的历史。　　专家慧眼识金馆员千里验书　　吴建中回忆道，那是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徐文堪、陈克艰从在瑞典工作的一位美国友人处获得罗闻达编纂出版书目的信息，并从为该书撰写序言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韩琦处借到了这部书目。　　对于学界，有一件事大家记忆犹新，那就是１９１７年，英国记者莫利逊丰富的汉学藏书被日本三菱财团收购，成为现在日本东京著名的东洋文库的重要收藏。这批书原来在北京，但当时因为没钱购买，最终失之交臂。因此，徐文堪、陈克艰两位听说罗闻达有意要整体出让藏书，认为这是国内西文汉学收藏的大好机会，他们马上告知社科院熊月之副院长后，一并与我联系，竭力向上图推荐“罗氏专藏”，希望出面收购。　　吴建中说，我们一面向上级汇报，一面继续征询专家意见。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罗闻达专程来到上图接洽收购事宜，我馆副馆长周德明接待了罗闻达。这一年１２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邀请罗闻达出席他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利用午餐时间，努力说服罗闻达在价格上作出让步。２００９年春节前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公司参与“罗氏专藏”引进的贸易谈判，负责协调和提供相关法律规定、贸易方式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咨询与对外联络。至此，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然而，没有亲眼见到实物，我们心里终归没底。揣着一连串的问号，２００９年冬天，我们派出上图业务处处长吴建明和徐汇藏书楼主任王仁芳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罗闻达的家中“验货”。罗氏５０平方米的书房，除了一架钢琴和一个写字台，基本被书架占满，上面摆满了西文汉学古籍。最重要的宝贝还不在家里，而是分别保存在两个银行的７个保险箱。看到这批品相完好的书，吴建明感叹道：“书都保存得很好，确实是耗费了罗闻达一生的心血。”两人拍下了大部分书的书影带回馆里。今年年初，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专家会议，这批书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随后，在韩琦等多位专家的帮助下，双方成交最终达成。而通过两年多的沟通，“乐见藏书得其所”，罗闻达对上图也非常信任，按照原先谈判的商议，日前罗闻达先生飞来上海签署了合同。罗闻达人到上图，瑞典“罗氏藏书”也同步运抵中国海关。罗闻达表示：“很欣慰我的宝贝能有那么好的归宿，希望它们能为需要的人服务。” 　　填补国内中国学系统收藏的空白　　罗氏收录的４００年间的１５５１种西方汉学著作及手稿，起讫时间正好涉及中西交流文献史上两个重要的节点：１４７７年，《马可・波罗游记》第一个印刷本问世，西方人由此开始系统认识中国；１８７７年，李希霍芬根据自己近四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游历见闻写成的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发表，首次将张骞开辟的贯穿亚欧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所以从中可以清晰了解自马可・波罗至李希霍芬时代４００年来的中西关系、欧洲的中国观、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欧美中国学发展的历史。吴建中告诉记者，这批图书的引进填补了国内中国学系统收藏的空白。之前，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不少图书馆虽藏有不少西文汉学珍本，但在中国学方面资料却没有形成系统收藏，“罗氏专藏”全部是关于中国学的，而且按印刷和出版年代顺序编目，不仅反映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脉络，也使中国大陆终于有了中国学的专藏。　　吴建中特向记者引用了两位学者最近发表的意见。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居密，他认为，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科学，尤其是天文、数学、地图绘制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而儒学、中国典章制度传到欧洲，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及罗可可艺术，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目前是欠缺的，最主要是没有原始材料及书籍。上海图书馆购得这批藏书，可以为国内中西文化研究开拓新的里程碑。　　另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他提出，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汉学发展中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学院汉学三个阶段。前者以马可・波罗为代表；而后利玛窦在１５８２年入华，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直到１８１４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标志着学院化、专业化汉学的诞生。然而，这样的区分可能比较粗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同阶段之间其实是很含混的。这批藏书开发后或许能提供新的视角。　　所以，吴建中认为，这批藏书不仅具有版本价值，更多的是内容研究和考据的价值。这批藏书中的两本极其珍贵的摇篮本填补了上海“摇篮本”收藏的空白。另外，藏书中西方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著作比较齐全。有资料统计，传教士用西文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约有１２００余种，目前翻译并见诸公众的仅３００种左右。“文献不仅具有解谜功能，还有还原历史的作用。不可否认，‘罗氏专藏’是一个值得挖掘的资料库，很多资料如果翻译出来，可能会有改写历史的意义。” 　　“很多人或许都认为图书馆是借书、还书的场所，其实它的第一使命是收藏人类文明的记录。”吴建中表示，这次“罗氏专藏”的入藏，不仅大大丰富了上图汉学资料的收藏，也提升了上海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以前，不少学者为了获得外文汉学资料，不得不远赴欧美和日本等地，不仅给学术研究带来困难，也使这方面的研究局限于少数人。今后我们不仅要做好文献资料的收藏，还要把上图打造成汉学研究的交流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吴建中透露，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仅需要有熟悉这方面的编目人才，还要求有懂汉学、懂拉丁文的人才。上图今后将着力培养能“看守”并会“挖掘”这一宝库的人才，同时，加紧对这批藏书的整理工作，让它们尽早为学术研究服务。吴建中笑着说，目前“中国学”宝库已掀开面纱，但还未完全展露真容。不过快了，我们初步计划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图书馆将以小型展览的方式，让这些藏书与公众见面。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