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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文学的原始模型——“集部与中国文学”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0-11-5 0:00:00 作者：廉水杰

　　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国学前沿问题研究暨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设置五个分论坛，“集部与中国文学”是其中之一。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集部与中国文学”分论坛，著名学者冯其庸、傅璇琮先生应邀出席。冯先生用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论述了集部与中国文学在关系；傅先生用“古今贯通、中西融和、考论结合”十二个字来总结“集部与中国文学”的讨论。论坛主持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先生认为，在当下多元文化交互碰撞的社会思潮中，集部与中国文学的研究任重道远，从集部出发，去研究中国文学，是建构中国文学原始模型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经史子集部是中国传统文学形态的集成，自《隋书?经籍志》正式形成，至《四库全书》蔚为大观。集部大体上可以对应于现代文学内容，但是二者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态，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国学背景下，如何推进集部的文献整理与形态研究，突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与民族品格，重塑集部的当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与会专家学者的探讨紧紧围绕《四库全书》集部的“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个类别展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集部编修与中国文学文献的研究。集部的发展离不开古典文学文献的研究。傅璇琮先生的《集部编修与中国文学文献学研究》一文不同凡响，概述了集部编目的创立与进展，与中国文学创作和文献研究密切相关。并以其曾从事的三个项目，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参与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才子传笺证》为例，以集部的编修与古籍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相结合，述及集部与中国文学研究、文献学研究、作家群体研究等。傅先生还特别指出集部属于目录学研究的范围，而目录学的研究，确又须通晓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学术轨迹。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的《海外现存集部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以日本现存汉籍为中心》一文，不仅高瞻远瞩地预见了把“集部与中国文学”作为学术前沿问题来展开讨论的意义，而且还高屋建瓴地展开了关于“集部与中国文学”三点设想：一、希望编纂出版《世界汉籍总目》和《世界汉籍文库》；二、把近期需要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近期一方面对海外现存汉籍进行调查、考证和编目乃到撰写提要，一方面根据中国学术建设的需要，继续以影印方式出版海外现存稀见中国古籍（尤其是集部古籍），而对于别集的整理，则应尽可能收齐全球范围内的相关古籍；三、在国际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培养从事汉籍整理和汉文化研究的研究生，继而有利于将来在世界汉籍和汉文化整体研究领域开展国际合作。黄仁生教授的设想体现了在当下建构中国文学文献的迫切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对西南民族文学与文献的研究在研讨会上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教授的《宋元时期四川地区文集价值管窥》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论述西南文学文献的论文。徐希平教授介绍了其主编出版的“西南丛书文学文献（正编）”。这套丛书按照其总体体例，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以省区分类，采取直接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办法，从汉魏迄明清一以贯之。按作家的成就与影响以及各地区兼顾等因素予以选择收录，共收集川、滇、黔、渝等数省古代作家文集五十二种（含存目三种），展现出古代西南文学别集的大致概貌。西南文学文献存佚情况较为复杂，明清以前别集现存总量有限，并主要集中在巴蜀地区，其后则遍布西南各省，数目剧增。巴蜀作家文集在唐代以前的数量也较少，基本上已为正编所收录。宋代四川诗文作家有作品传世者达数百人，如魏野、陈尧佐、苏易简、苏舜钦、范镇、文同、王圭、范祖禹、苏过、张孝祥、韩驹、冯时行、魏了翁、李心传、家铉翁等，分别于诗词文创作成绩斐然，享誉文坛。现存文集亦达数十家。正编已收入的约二十家，此次予以相对集中收录，从一个侧面展示西南文学概况，同时，先将宋元时期文献逐步收录相对完整后，亦便于以后再行编录明清文学文献时可按地区平行选录。徐希平教授在文中解释说，基于这样的考虑，此次续编为四川文学文献专集，收录宋元时期四川作家文集七种。香港大学詹杭伦教授的即兴发言也认为，汉文学不应该与民族文学分开，民族文学在当前文学研究中应受到特别重视。　　此外，有些学者对古典文学文献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伟文老师的《<陋室铭>作者不是刘禹锡吗？——对一个学术界“定论”的重新审视》，以近数十年来学界质疑《陋室铭》是刘禹锡所作为论题。对诸家提出的主要论据逐一驳斥，然后再提出新的论据，较为有力地证明了《陋室铭》确为刘禹锡所作。中国人民大学吴洋老师的《<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献疑》通过详尽的分析，推断《君子偕老》可能是一篇有脱文、倒文的残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飞教授的《骆宾王“对策文”相关问题考辨》指出，唐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可称“完璧”，相关研究尚多不足，诸多问题有待考实。骆氏和王勃虽都曾上书求荐且后者“对策高第”，但并不能由此直接断定骆氏也对策及第。根据骆氏试策文之形式和内容，并参考骆氏其他作品以及相关的文献材料，可推知骆氏或许并未参加乾封元年的制举考试，亦无及第之实。其试策文可能只是“私试”性的模拟或投献之作。《登科记考》的阙载，或有鉴于此，或系偶尔疏失。中国人民大学梁海燕老师的《唐人墓志盖题诗考论》一文，作者利用在河北正定发现之墓志盖文物资料，对此前学界公布的唐人墓志盖题诗重新予以校证。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的《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一文，详述了王国维旧藏词曲“诸善本”的归属。论文同时颂扬了静安先生致力戏曲研究的贡献，引发后辈体会“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所包蕴的言外之意，并激励后学体会“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可视为手段而后可”的高远境界。　　第二，集部与国学实践的研究。在“大国学”的背景下进行集部研究，最终是为了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经太教授的《国学宗旨与道德文章传统——新世纪“国学”主体自觉的实践课题》，是一篇关于国学人文实践层面的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文章认为，新世纪现代集成意义上的“国学”，乃古今中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总和，与此相应，“国学”主体自觉的核心精神，乃是道德文章传统的现代化实践。“国学”主体自觉的学术展开，可以分解为三种维度，并相应具有三种实践课题：全球多元文化互倚生态中的“国学”自觉维度与“中国形象”国际化实践中的人学现实主义；大历史通观的“国学”自觉维度与中国文化精神凝练之际的“民学”批判意识；现代教育学的“国学”自觉维度与德性学问讲求中的“君子”实践品格。“国学”自觉最终关系到思想创造，“国学”主体因此须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担当和人文素养。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的《关于国学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的一些问题》是一篇国学教育实践层面的论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国学”概念的重新被提起；“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中有独特性的部分；建立“国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设置“国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的构想。论文指出：对于“国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的归属问题，最便利的方法是增设“国学门”，以体现“国学”学科超越西学学科体系的文学门、史学门、哲学门的特征。如果不愿意单独设立“国学门”，则应把“国学”一级学科，设立在“文学门”下。同时，对相应的涉及国学学科的一些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如取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取消历史学一级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等，国学一级学科下，可以先设立经学、诸子学、文章学、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向的二级学科。并在未来，可以考虑逐渐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三个学科的相关二级学科，如把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等二级学科整合入“国学”一级学科，同时，把外国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史等归入外国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化系中。使我们的学科体系，既与世界接轨，又体现出中国的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炳海教授的《以国学治骚的是非得失——章太炎、刘师培楚辞研究的历史反思》是一篇关于国学研究的学术方法层面的论文。文章分三个部分来论述：国学的小学基础与治骚；国学的宏通视野与治骚；国学的经世致用与治骚。论文认为章太炎以小学功夫治骚，兼顾文字的音、形、义，时有创获。刘师培的词语训诂，提出双声叠韵词不可拆解的戒律，遂使词语深层意义无法得到发掘。刘氏过分倚重声训，实为近代训诂学通假泛化的肇端。两人以国学的宏通视野治骚，在名物考证、源流梳理等方面均有建树。论文最后指出章太炎和刘师培同是在二十世纪初叶论述南北文学的差异，由于取向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大相径庭。这个事实向人们昭示，国学经世致用理念在学术研究中的真正实现，往往不是直接的、切近的，而是间接的、长远的。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地追求国学的经世致用，往往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而那种间接、长远的实现方式，人们又每每因“王道迂阔而莫为”。其中的是非成败，值得当代学人深思。　　此外，南昌大学程水金教授从南昌大学国学院的创办谈起，强调国学教育在当前的重要性。其论文《老子究竟在说什么》一文，从国学经典的视角来解读老子，富有新意。论文谈到如何解读《老子》是一事，《老子》说的什么又是一事，阐释与被阐释，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集部与中国文学形态的研究。古典文学形态的研究历来是集部研究中的热点，小说、戏曲、诗词、制诰文等文体在本次研讨会中都有所涉及。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的《国学研究视野中的小说研究》，立足于国学的视野来看待小说研究，是一篇立论新颖别致的论文。论文认为小说研究应该从内部为国学确立一个坐标，并提出了两个从国学视野下探讨古代小说的原则：整合原则与区分原则。前者要求古代小说研究不作简简单单的作品研究，要从整个中华文明的高度来审视；后者提出明清艳情小说是否为国学研究的正面对象，仍然需要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李萌昀老师的《论古代小说中的归乡之旅》一文，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中的归乡故事的梳理，反思归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真实含义，并对小说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方法论加以探索。　　古典戏曲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北京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的《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延伸》，特别之处应该把地方戏看作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安徽大学朱万曙教授的《集部与清代戏曲研究——以郑由熙《晚学斋集》为例》以郑由熙的诗文集和他的戏曲创作的关联为例，说明只有通过对一个作家从戏曲作品到整个集子的扎扎实实的阅读和比较，才能够逼近历史的“真相”，从而完成对清代戏曲的知识谱系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志良老师的《高奕<新传奇品>的一个新版本——<续曲品>》在中国古典戏曲目录学著作中，高奕《新传奇品》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它继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之后，著录了大量清初戏曲家的作品，尤其是李玉、朱佐朝、朱素臣等“苏州派”曲家的作品是《新传奇品》首次著录并予以评品，对后出的几种戏曲书录如《传奇汇考标目》、《曲海目》有重要影响。《新传奇品》现在已知的有七个版本，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又看到一个新的版本，名为《续曲品》，它和现在通行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所收的《新传奇品》有些差异，而且，它提供了《新传奇品》成书的重要信息，并可用来校勘通行本的不足之处。　　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教授的《“以诗为词”辨》认为，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中国人民大学鞠岩博士的《贾至中书制诰与唐代古文运动》指出，安史之乱前后，贾至所作制文，凡是涉及重大政治事件的，大都采用散体或骈散结合的形式，在当时曾产生广泛影响，起到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这构成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并直接影响到后来陆贽、元稹、白居易等在制诰文方面的文体革新。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老师的《顾羡季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略》一文，在展示了顾随先生诗、词、曲等方面精湛修养的同时，以顾随先生的治学特点为例，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感”字当头；创作与研究相结合；精熟理论，擅长比较研究；重视考据之学。　　第四，集部诗文评与当下文学理论的建构。《四库全书》集部有专门的“诗文评”类，其“诗文评”是否与今天的文学理论相契合一直备受争议，如何突出古典文论的中国特色，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集中议题。袁济喜先生的《从历代集部形成看文学观念的建构》论文指出，集部为中国固有学术经史子集中之一，它历经滥觞与衍变的过程，有着极其丰富的意蕴与外延，是古人关于文学的原初观野与独特判断，它与今天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是如何之关系，值得认真探讨，今天我们的文学观念与语文教育，应当本着会通古今中西的思路，摒弃全盘西化的偏见，来建构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与理论。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的即兴发言也对古代文论中“文”的概念作了梳理与概述。他认为，在古人的文学观念里，“文”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从孔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直到明初宋濂等，最高的“文”乃是经天纬地之“文”，这是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其次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文”；三是闲“文”。左东岭教授指出，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要照顾到古人“文”的观念，照顾到古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河北大学胡海教授的《集部“诗文评”和当代文学理论的区别及联系》一文，论及四库全书集部是中国传统文学形态的集成，而诗文评类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的集成。《四库全书总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文评和当代文学理论的关系。此外，清华大学张海明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杜道明教授的即兴发言，都论及了古典文论的当下价值。前者的《国学与中国古代文论》，历史性地回顾了中国古代文论与国学的关系，特别提出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置于国学的框架之内；后者的《古代文论在当前的功用》，认为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要立足本民族立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系统。　　有些学者则集中探讨了古代文论的具体问题。北京大学傅刚教授的《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和发展》一文，对中国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在魏晋发生，作了重新认识。文章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及个体人生的遭际直接推动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发展。杜道明教授的《论司空图的“情悟”美学理论》一文，对晚唐著名诗论家司空图的“情悟”理论作出了探索。论文得出结论，司空图在他的《诗品》中明确提出“情悟”的命题，既是他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的主要审美方式。司空图诗论美学的基础来自禅宗的顿悟哲学，历来关于《诗品》的争议聚讼，其焦点也在一个“悟”字。辽宁大学的涂光社教授的《齐梁文学“新变”杂议》指出，文学史家和古文论研究者很早就觉察和议论过齐梁文学的“新变”思潮，然而有一些材料仍值得细究，以求能够确切了解其得失所在和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学精神。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的《谢榛诗论的美学诠解》认为，明代诗论家谢榛的诗学著作《四溟诗话》（《诗家直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美学阐释空间，对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建设也有较重要的裨补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廉水杰博士的《论“清”的审美内涵在唐代诗论中的发展》，以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诗学论著《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诗式》、《二十四诗品》为例，综合阐释了殷璠、皎然、高仲武、司空图等诗论家对“清”的审美追求。中国人民大学陈丽丽博士的《论“狂”作为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体现》，通过对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归纳分析，从横向角度来探讨“狂”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内涵和外延。曲阜师范大学张明教授的《面向“存在”之思——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认为：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　　综上所述，“集部与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创见迭出，对推动《四库全书》集部人文价值的研究颇有时代意义。《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文以行立，行以文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当前文化背景下，以实践的品格赋予“集部与中国文学”研究以深远的人文蕴涵。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