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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出版之际 发布时间：2010-5-5 0:00:00 作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http://www.nlcpress.com/cn/index.asp#### 　　我第一次得知方志很有价值是在读中学时，那时看到一篇介绍中国方志的文章，在说了方志如何有用后，又提到日本在侵略中国前曾派人大量收集中国的方志，因此将中国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当时真想马上找一部方志来看看，究竟里面记载了什么内容。另一方面，心中也不无疑惑：要是方志中真有那么多秘密，为什么不藏起来？日本人能利用，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不利用呢？　　直到我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后，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方志，并将方志中的材料运用于研究，原来的神秘感也随之消失。1981年7月我随先师去太原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先师在会上作了一次学术报告，着重谈了地方史与地方志的区别，比较全面阐述了方志的价值。1982年先师在成都拜访任乃强先生，我随侍在侧。任先生谈到他被武警黄金部队聘为顾问，除了因为他有在西康地区的亲身经历外，还得益于他熟悉各种方志，而这些方志中有不少有关金矿的记载。这更使我加深了方志是一个地方百科全书的概念。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特别是在研究中国人口史、移民史的过程中，方志是重要的史料来源。特别是在正史和全国性的史书中无法找到最低限度资料的情况下，查阅当地的方志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经常是唯一的来源。任乃强先生可以通过方志发现找金矿的线索，而要了解中国的过去，方志这种地方百科全书本身就是最宝贵的金矿。　　在使用方志的过程中，我也深感查阅一些珍稀方志的困难。在翻译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时，对于何先生原书中引用的方志照例要根据原文核对抄录，但他在美国使用的大多是缩微胶卷，原书却散见于国内各处，有的在上海没有收藏。1987年时连复印都相当困难，更没有文献传递的服务，为了那么几句话只能到外地查原书。有的还因属善本，或者收藏单位有意刁难，始终无法见到。　　正因为如此，我所在的研究所曾不惜巨资，全套购买了台湾影印的方志丛刊和其他各种方志丛刊。但在使用中发现，总有一些珍稀方志被有意或无意地遗漏。影印的质量也实在无法恭维，有时原书缺了几页，或者某页缺了一半，甚至某地页被折了一个角而遮去一些字，都照印不误，不作任何弥补或加工。近年来更有一些大部头的丛书或丛刊，售价动辄数千上万，其中十之八九都是常见书籍或史料，只有一二成是珍稀方志、手稿或未刊资料。拿到这样的订单，作为图书馆馆长和研究人员，我左右为难。买吧，就那几种珍稀资料而言简直是天价，买来的大量复本连放的地方都没有。要不买吧，又如何满足读者和同仁的需要？也有悖于“一流”的目标。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网络日新月异，大量纸本图书为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所取代，并且在日益增加。但根据我的经验，珍稀书籍的影印出版还有其必要。因为这些书的读者相当有限，一般公共图书馆也未必收藏，商业性的数据库往往不愿收录。有些数据库为了便于检索，不采用扫描图象，却因准确性没有保证，不为专业研究人员所信用。　　复旦大学图书馆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古籍部同仁长期的收集、保护和研究，已拥有四万余种古籍（其中善本七千余种），方志館藏两千余种（其中善本二百一十种）。这些善本、珍稀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应该妥善保管。但这些书籍的内容、所包含的信息应该尽可能广泛、便捷地被运用，才能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此次四十一种《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详见提要）影印出版，对于馆藏善本方志的保护、普及与利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全五十六册) 2010年5月4日

(来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