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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历史——《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读后 发布时间：2010-3-16 0:00:00 作者：薛正兴 
杨牧之主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是一部耐读的好书，阅读一过，犹如重温一遍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历史。
本书书首刊载三篇重要文章。首篇是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个文件，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表明了党中央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气魄和决心。接着刊载的是两篇报道，即《胡锦涛同志在江苏考察时看望匡亚明同志》、《温家宝总理给(大中华文库)写信，鼓励大家把这项事业进行到底》。1996年11月1日，胡锦涛同志冒雨前往看望时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南京大学名誉校长、91岁高龄的匡亚明同志。匡老汇报了他正在进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胡锦涛同志表示，这两项工作都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很重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出版，首先要保证质量，同时也要加快进度，不能拖得很久。关于古籍小组的工作，要抓好规划工作，现在有的书重复出版，没有必要。2004年8月16日和2005年8月23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给《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写信，信中说：“我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希望你们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也期待看到你们的新成果。”这两篇报道所反映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 全书所选136篇文章，是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近50年计416期刊载的几千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章，按其内容分为四组：一、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大意义，20篇；二、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问题，49篇；三、古籍整理与出版业务探讨与建议，58篇；四、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人才培养，9篇。 这些文章都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就拿谈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大意义这一组文章来说吧。其作者不论是有关领导，还是著名学者，都能根据自身的体会和感受，联系当时实际，实话实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李一氓、匡亚明、任继愈、石宗源等领导同志，总结某一时段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现实情况，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某些不足，提出改进的措施，使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一辈子与古籍文献打交道，谈他们经历过的往事，更是切中要害，也就更能打动人心。在这一组文章中，还有《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记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巨大关怀》等三篇文章，记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第二组文章中有部分是实践工作的总结。这些工作总结，涉及到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许多方面和众多专业门类。所涉及到的专业门类有：诗文古籍整理，古代小说整理，古代戏曲文献整理，唐人笔记整理；书画古籍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太平天国文献整理，清代典籍文献整理，旧方志的整理与开发；甲骨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出土文献整理；科技古籍整理，古农书整理，中医古籍整理；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突厥文、回鹘文、察哈尔文、契丹文、西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蒙古、藏、满、回、傣、彝、纳西等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等等。这些工作总结，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某一专业领域内古籍整理的历史、现状和任务，在制订有关规划时，免去弯路，明确努力方向。
第三组文章中，许多都是专家学者的经验之谈。他们就古籍整理的各种手段，例如标点、校勘、注释、笺注、今译、辑佚等，通过具体事例进行探讨。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各个角度谈工作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得失体会。此外，对古籍电子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编制索引、标点符号用法、古籍整理出版中的版权、古籍出版发行等等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四组文章中，就人才培养问题展开讨论，这实际上是一个古籍整理与出版队伍自身建设的大问题。孙钦善、周勋初、黄永年等教授，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专业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体会；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本书所收文章，在时间跨度上达50年。在本书作者群中，有二十多位老前辈已成古人，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他们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不断地追求探索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定价11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09年08月)
本书书首刊载三篇重要文章。首篇是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个文件，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表明了党中央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气魄和决心。接着刊载的是两篇报道，即《胡锦涛同志在江苏考察时看望匡亚明同志》、《温家宝总理给(大中华文库)写信，鼓励大家把这项事业进行到底》。1996年11月1日，胡锦涛同志冒雨前往看望时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南京大学名誉校长、91岁高龄的匡亚明同志。匡老汇报了他正在进行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胡锦涛同志表示，这两项工作都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很重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出版，首先要保证质量，同时也要加快进度，不能拖得很久。关于古籍小组的工作，要抓好规划工作，现在有的书重复出版，没有必要。2004年8月16日和2005年8月23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给《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写信，信中说：“我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希望你们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也期待看到你们的新成果。”这两篇报道所反映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 全书所选136篇文章，是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近50年计416期刊载的几千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章，按其内容分为四组：一、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大意义，20篇；二、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问题，49篇；三、古籍整理与出版业务探讨与建议，58篇；四、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人才培养，9篇。 这些文章都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就拿谈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大意义这一组文章来说吧。其作者不论是有关领导，还是著名学者，都能根据自身的体会和感受，联系当时实际，实话实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李一氓、匡亚明、任继愈、石宗源等领导同志，总结某一时段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现实情况，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某些不足，提出改进的措施，使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一辈子与古籍文献打交道，谈他们经历过的往事，更是切中要害，也就更能打动人心。在这一组文章中，还有《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记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巨大关怀》等三篇文章，记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第二组文章中有部分是实践工作的总结。这些工作总结，涉及到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许多方面和众多专业门类。所涉及到的专业门类有：诗文古籍整理，古代小说整理，古代戏曲文献整理，唐人笔记整理；书画古籍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太平天国文献整理，清代典籍文献整理，旧方志的整理与开发；甲骨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出土文献整理；科技古籍整理，古农书整理，中医古籍整理；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突厥文、回鹘文、察哈尔文、契丹文、西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蒙古、藏、满、回、傣、彝、纳西等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等等。这些工作总结，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某一专业领域内古籍整理的历史、现状和任务，在制订有关规划时，免去弯路，明确努力方向。
第三组文章中，许多都是专家学者的经验之谈。他们就古籍整理的各种手段，例如标点、校勘、注释、笺注、今译、辑佚等，通过具体事例进行探讨。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各个角度谈工作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得失体会。此外，对古籍电子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编制索引、标点符号用法、古籍整理出版中的版权、古籍出版发行等等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四组文章中，就人才培养问题展开讨论，这实际上是一个古籍整理与出版队伍自身建设的大问题。孙钦善、周勋初、黄永年等教授，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专业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体会；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本书所收文章，在时间跨度上达50年。在本书作者群中，有二十多位老前辈已成古人，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他们为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不断地追求探索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年出版，定价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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