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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吕思勉的治学途径——《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出版 发布时间：2010-3-16 0:00:00 作者：徐乐帅 
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心编纂的《吕思勉文集》在2009年上半年将推出《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但吕先生的声名却远不及其他三位先生显赫。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是因为吕先生的治学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作，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但吕氏著作中自有其价值所在，在其中贯注着他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这一点需要读者认真阅读和体会吕先生的著作。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代表性论著之一，完成于1939年。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下册按历史顺序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本书此次列入《吕思勉文集》出版，以上海开明书店本为底本，吸收了杨宽、吕翼仁先生的校订成果，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夹注，同时尽量保留了著作的原貌。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包括《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共计九种。《医籍知津》较为专门，《群经概要》为未刊稿，《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则系统地阐述了吕先生“大同”的思想。《经子解题》最为著名，黄永年先生说当年正是在南京书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可见其影响。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治学路径与近代的其他史学大家有所不同，因此在阅读吕先生的著作的时候，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西学传入中国后而形成的“新史学”更注重专题研究，其著作大都围绕着某一个或数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往往是先用史料加以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但吕先生的著作不同，吕先生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更注重通史的撰述，有很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其中不乏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吕先生的这些观点大都散落在其平平淡淡的叙述之中，未作充分的论证与展开，阅读时稍不注意便会忽略而过。这就好比其他人的著作是把金子铸成金锭展示出来，而吕先生的著作中则是散落着颗颗金粒，需要读者自己去捡拾。 (《中国通史》定价：35．00元；《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定价：59．00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09年05月)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但吕先生的声名却远不及其他三位先生显赫。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是因为吕先生的治学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作，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但吕氏著作中自有其价值所在，在其中贯注着他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这一点需要读者认真阅读和体会吕先生的著作。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代表性论著之一，完成于1939年。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下册按历史顺序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本书此次列入《吕思勉文集》出版，以上海开明书店本为底本，吸收了杨宽、吕翼仁先生的校订成果，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夹注，同时尽量保留了著作的原貌。
《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包括《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共计九种。《医籍知津》较为专门，《群经概要》为未刊稿，《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则系统地阐述了吕先生“大同”的思想。《经子解题》最为著名，黄永年先生说当年正是在南京书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可见其影响。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治学路径与近代的其他史学大家有所不同，因此在阅读吕先生的著作的时候，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西学传入中国后而形成的“新史学”更注重专题研究，其著作大都围绕着某一个或数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往往是先用史料加以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但吕先生的著作不同，吕先生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更注重通史的撰述，有很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其中不乏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吕先生的这些观点大都散落在其平平淡淡的叙述之中，未作充分的论证与展开，阅读时稍不注意便会忽略而过。这就好比其他人的著作是把金子铸成金锭展示出来，而吕先生的著作中则是散落着颗颗金粒，需要读者自己去捡拾。 (《中国通史》定价：35．00元；《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定价：59．00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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