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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赵昌平在全国“两会”上提议：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发布时间：2006-3-15 0:00:00 作者：高立志;许嘉俊 
本报讯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近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逐步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建议》的议案，引起了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重视。
赵昌平认为，国家对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视与大量投入，以及出版系统的体制改革，已促使传统文化出版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然而目前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来看，尚难惬人意，如不注意，会重复经济建设中曾出现的以加大投入拉动GDP的取向，更会助长学术界与出版界“向钱看”的倾向，使二者都偏离文化创新为本的健康发展方向。
赵昌平在提案中引用了复旦大学一位学科带头人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社科研究的发展已不是钱的问题，国家投入很多，但好的研究成果都不多。原因之一是，超大型项目吸引了优秀人才的绝大部分的精力，使他们没时间从事自己确有心得的研究；原因之二是，由于体制关系，某校得到的某“文化工程”经费，往往是按人头平分，主事者不敢也不能集中使用于优秀人才有潜力的项目。其结果是一方面不少质量一般的学术著作，在过去不可能出版，而现在则可以出版补贴形式出版；另一方面则使优秀著作因得不到足够支持而难产。
就专业出版社而言，赵昌平认为它们在受惠的同时也产生两方面负面影响。首先，有国家补贴的稿件，经济上无风险，只要无政治错误与严重学术错误，即使无创见，也降格放行。这类稿件一多，便严重冲击计划中的重要项目及出版社的文化发展规划。其次，国家大型项目一多，其他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项目找不到有余暇的作者；同时，因国家项目经费充足，付酬标准远远高于规定标准，也迫使出版社水涨船高，这使得本来就承担着经济风险的出版社自主学术项目不胜重负，往往因此搁浅。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赵昌平提议从思维形态到投入体制进行综合治理，并逐步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据悉，发达国家政府文化投入的普遍经验是“创作——制作——推广”一条龙。因此，赵昌平认为，传统文化的出版事业应更有机地纳入国家文化投入的生产链中，其具体方式可采取由“企业体制，事业托办”做起，逐步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为此，赵昌平建议，首先，需要沟通目前“高校古委会”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两个领导机构的职能，使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密切结合，形成前后相承的统一思路与一体化的投入产出链索。其次，协调出版社企业转制与国家文化事业投入的关系。所谓“企业体制，事业托办”的意思是，由包括以上两个机构在内的有关领导部门统一筹划，遴选资质尤佳的传统文化出版社。让它们在总体上企业运作的同时，参与国家传统文化事业的论证、策划，并委托它们承办国家级有关文化项目；在此基础上优中选优，打造国家级的传统文化出版基地。这样既有利于合理运作，少花钱，多办事；也有利于优质专业社摆脱竞争补贴项目的困惑，更安心地从事专业建设，使企业化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在提案结尾，赵昌平还强调，中国近现代传统文化专业出版社，从张元济开始，有一个优良传统，即以文化人办出版产业，以文化精神发展出版产业。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它们可说是浴火重生，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更始终坚持了社会职责，在保持专业品牌的同时，也积累了产业运作的丰富经验，如北京的中华书局，上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前专业图书发行码洋过亿，较顺利地完成了转制，提升了品牌，其他如文物社、上海书店、齐鲁书社、巴蜀书社、岳麓书社……均有自身的建树与心得，委托他们承接国家文化事业，完全可以放心，也是对他们的专业建设的支持。这将十分有利于传统文化事业的发扬，建议重点委托这些专业社承办，并经数年考察，建立数个重点委托扶持的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来源：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赵昌平认为，国家对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视与大量投入，以及出版系统的体制改革，已促使传统文化出版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然而目前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来看，尚难惬人意，如不注意，会重复经济建设中曾出现的以加大投入拉动GDP的取向，更会助长学术界与出版界“向钱看”的倾向，使二者都偏离文化创新为本的健康发展方向。
赵昌平在提案中引用了复旦大学一位学科带头人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社科研究的发展已不是钱的问题，国家投入很多，但好的研究成果都不多。原因之一是，超大型项目吸引了优秀人才的绝大部分的精力，使他们没时间从事自己确有心得的研究；原因之二是，由于体制关系，某校得到的某“文化工程”经费，往往是按人头平分，主事者不敢也不能集中使用于优秀人才有潜力的项目。其结果是一方面不少质量一般的学术著作，在过去不可能出版，而现在则可以出版补贴形式出版；另一方面则使优秀著作因得不到足够支持而难产。
就专业出版社而言，赵昌平认为它们在受惠的同时也产生两方面负面影响。首先，有国家补贴的稿件，经济上无风险，只要无政治错误与严重学术错误，即使无创见，也降格放行。这类稿件一多，便严重冲击计划中的重要项目及出版社的文化发展规划。其次，国家大型项目一多，其他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项目找不到有余暇的作者；同时，因国家项目经费充足，付酬标准远远高于规定标准，也迫使出版社水涨船高，这使得本来就承担着经济风险的出版社自主学术项目不胜重负，往往因此搁浅。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赵昌平提议从思维形态到投入体制进行综合治理，并逐步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据悉，发达国家政府文化投入的普遍经验是“创作——制作——推广”一条龙。因此，赵昌平认为，传统文化的出版事业应更有机地纳入国家文化投入的生产链中，其具体方式可采取由“企业体制，事业托办”做起，逐步建立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为此，赵昌平建议，首先，需要沟通目前“高校古委会”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两个领导机构的职能，使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密切结合，形成前后相承的统一思路与一体化的投入产出链索。其次，协调出版社企业转制与国家文化事业投入的关系。所谓“企业体制，事业托办”的意思是，由包括以上两个机构在内的有关领导部门统一筹划，遴选资质尤佳的传统文化出版社。让它们在总体上企业运作的同时，参与国家传统文化事业的论证、策划，并委托它们承办国家级有关文化项目；在此基础上优中选优，打造国家级的传统文化出版基地。这样既有利于合理运作，少花钱，多办事；也有利于优质专业社摆脱竞争补贴项目的困惑，更安心地从事专业建设，使企业化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在提案结尾，赵昌平还强调，中国近现代传统文化专业出版社，从张元济开始，有一个优良传统，即以文化人办出版产业，以文化精神发展出版产业。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它们可说是浴火重生，不仅走出了经济困境，更始终坚持了社会职责，在保持专业品牌的同时，也积累了产业运作的丰富经验，如北京的中华书局，上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前专业图书发行码洋过亿，较顺利地完成了转制，提升了品牌，其他如文物社、上海书店、齐鲁书社、巴蜀书社、岳麓书社……均有自身的建树与心得，委托他们承接国家文化事业，完全可以放心，也是对他们的专业建设的支持。这将十分有利于传统文化事业的发扬，建议重点委托这些专业社承办，并经数年考察，建立数个重点委托扶持的国家级传统文化出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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